在今年的春节,还有人自己做饭请客吗?
新京报
看攻略找到一家似乎还不错的小众餐馆,叫上朋友去吃顿大餐,如此也就凑成了一场简单的聚餐。在动则一两个小时的交通成本之下,能穿越半座城约上伙伴已经是不易的,过多的期待好像都是奢望。
但是,你有多久没有自己做饭请客聚餐了?
上一次做饭聚餐,可能是在大学宿舍和同学偷偷煮火锅:一包蜡烛、一个简单的铁锅,也可能有更好的设备,比如电煮锅、电炒锅;把青菜洗了洗,把速冻饺子、冷藏的牛羊肉切片(或者价格实惠一些的拼片)、虾仁丸子等一众食材扔进锅里,涮了涮便开吃。这当然是一种做饭聚餐。没有人抗拒洗菜、洗碗,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洗的。毕业后,类似的经历少了。做饭一个小时,吃饭一个小时,洗碗、拖地半个小时,怎么算都麻烦,再不济还可以叫外卖,就着饭盒吃,也不用换装到盘子,不然最终逃不掉洗碗。
说来说去,没有哪种方式比外出聚餐来得方便。只要请朋友聚餐,我们都会自觉地开始寻找哪家餐馆靠谱,或是好评多的,或是最近刚好有上新的,或是就近不费时的。从前,父母辈或祖辈还比较习惯在家请客吃饭,认为在外面吃总归没有那么干净,也没有那么实惠,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好像也在转向外出就餐,逢年过节,把亲朋请到餐馆点菜。
《过年》(1991)剧照
《过年》(1991)剧照。
快过年了,总是少不了聚餐。
今天便和书友们聊一聊聚餐这件事,从“杀猪菜”谈起。
撰文|罗东
社群盛宴
在有地方风味的餐馆吃饭,取来菜单,翻不了几页,可能就会见到“杀猪菜”,或“杀羊菜”。这个奇怪的菜名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难道有羊、猪是不经宰杀即可做菜的?既然没有,为何偏要强调一个“杀”字?此时多问几句,服务员会连忙解释这是一道寒冬腊月的农家特色菜,是拿刚宰杀的土猪肉炒的,乡土的原汁风味,鲜、嫩而不腻。虽其做法和其他农家菜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换个叫法,总归有一些差异,比如依照命名的规则,做“杀猪菜”选用的肉,当是即杀即下锅,而绝不是冷冻肉、冷藏肉。其实“即杀即炒”是做不到的,也不是物流能实现的,没有过度冷冻便是不差的了。由于这层约束,“杀猪菜”至少和比较鲜嫩沾点边。
大概因为命名的暴力性,“杀猪菜”在非风味的餐馆却是少见的。它毕竟将宰杀这一过程写进了菜名,而这可能在某个瞬间唤醒顾客去想象藏在饮食生产幕后的,人对动物的虐夺。现代社会“更高级”的命名法则是去道德、去伦理,去掉所有与此有关的词语。这当另论了。开篇提“杀猪菜”是因为,要在本世纪找到还保留有某些古典痕迹的聚餐场景,唯有吃“杀猪菜”,它确实是一道菜,但也是一种快要消失的聚餐形式。
《四个春天》(2017)剧照
《四个春天》(2017)剧照。
参与聚餐的人们就像赶赴一场由兄弟姐妹组成的社群盛宴,没有请客、没有送礼、没有记账,甚至也没有什么规划,无非是到年关了,有人家挑了个天晴的日子,喊上屠夫,把喂养到一两百公斤的猪——养猪场通常是没有如此出栏体重的——拖出圈宰杀。屠夫一般为男性。虽称他们“屠夫”,他们却不是专门干这个行当的职业人员,他们也是种庄稼的农人,早些年从长辈那里学到本领,能处理刀子进入的角度和深度,并且熟悉抽刀放血的时机。杀猪有搭建灶台、捆绑、宰杀、放血、刮毛、切块、撒盐和晾晒等环节,邻居和住在附近的亲戚都会来搭把手,若不是有私交仇恨,主人家一般不会拒绝谁来,凡在场的,都能找点事做。快到饭点了,挑拣几块好肉,切片下锅,或炖或炒,或是白煮凉拌,请在场的围坐开吃,共享一顿大餐。乡土作家黄孝纪的《一个村庄的食单》(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版)回忆故乡说,屠户是最有口福之人,对于哪些肉材好吃了然于心,他这话没错。或者众人会听从屠户的建议,切割哪块肉、用哪节肥肠,主人家也不好意思藏着掖着。这是未可知的。兴许主人家也不会计较,让大伙儿吃开心就是了。
比较有意思的设置是,烹饪“杀猪菜”的灶台是在厨房外另搭的,比如在院子边沿找一处泥土开挖,掏出一个坑,垒几块石头或砖头加固:像极了小孩子“过家家”!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版)推测说农耕社会将游动的人、捡拾贝类的人变为农人,束缚在土地和谷物上,而这也是国家(state)能诞生的基础。如果说,搭建屋顶的厨房是“谷物立国”的一个象征,那么一年一次的临设灶台,露天煮饭、吃饭,搁置“私产”的概念,和熟悉的人“过家家”,是否是对农耕社会的某种暂离?摆脱了繁琐的、持续的、固定的日常生活。虽然乡村红白喜事的流水席也有此场景,不过因为有记账,并不同,而其差别是根本性的。
下面这张照片是法国村民杀猪做饭的场景。
法国村民杀猪做饭
法国村民杀猪做饭。图片来自《制造消费者》([法]安东尼·加卢佐著,马雅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6月)。
他们一般在冬季开始时宰杀,与中国乡村社会的杀猪流程一样,割破颈动脉、放血,再用火烧、用水浇、刮毛。从事消费文化研究的法国人安东尼·加卢佐在《制造消费者》(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6月版)讲述了法国农人的“杀猪菜”,据他说,这是19世纪左右的用餐场景。农人在院子和房屋中自由散养猪,肥育一年,在年底的诸圣瞻礼(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节日之一)宰杀,一家人和邻居共同享用。这个传统当然在现代社会也是延续了多年的,不然不会被新技术拍摄下来。他说,父母会向孩子传授如何繁育、宰杀的知识,同时又在另一处说“一家人会去屠夫那里帮忙”,这两种情形是矛盾的。前一种情况是假设宰杀是每家每户必备的技能,后一种情况则认为宰杀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专门的屠夫,家人不过是去帮一点忙罢了。什么情况都有,社会分工和商品化程度到底怎样,我们是讲不清的。
在我的印象中,老家四川农村上世纪90年代还是普遍有“杀猪菜”的,那个时候,我那年轻的妈妈见到猪出栏吓得不得了,抱着我躲在竹林里,藏在比较茂密的地块,哪怕猪挣脱掉了也不能闯入,直到去毛才敢领着我走出来干活。屠夫是有宰杀经验的邻居,整个院子的邻居都会来帮忙做事。十几个人得忙活大半天才能吃上杀猪饭。
某年忽然需要向屠夫付钱了。改变也由此开始。
要是没有记错,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请屠夫宰杀一头猪的价格是十五元左右,另外按照惯例,默认屠户可拎走两三斤精肉或猪大肠作为对他出力的犒劳。为服务付钱没有什么问题。倒不是过去免费过,不如说曾经家家户户都有年轻的劳动力,在“帮忙”(收下人情)和“还忙”(归还人情)之间大约能实现平衡,不必去计较具体的多寡得失。当众多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此种平衡也就被打破了。在城市获得的经验也告诉他们,应当为劳动服务付钱,而付钱实则是最简单、最利索的方法。
《舌尖上的新年》(2016)剧照
《舌尖上的新年》(2016)剧照。
这个时候,一并改变的是吃杀猪饭也不再是十几个人围坐。各户人家都有安排,节奏不一样,若不是和主人家关系亲密,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围着一头猪待半天。有人家要宰杀猪,一般都会提前放出话,告知附近的人这个冬天是完全留着自个儿吃,还是部分可售卖,好叫有需求的邻居来预订。宰杀一头猪,留够自己吃的,再卖点补贴家用。又过了一些年份,宰杀猪的人家也几乎没有了。养猪的人家,把出栏的猪直接卖到市场上,再从市场上买肉,需要什么部位的、需要多少斤、肥瘦比例如何,都按家庭需求的规划来。如此,倒也省去了许多麻烦,比如宰杀了猪送哪家多了而送哪家少了的纠葛和议论。
如今,围坐聚餐“过家家”的场景渐行渐远了,“杀猪菜”变为城市餐馆的一道土味菜——在过去,传统的城市大概也是有“杀猪菜”或“杀羊菜”的。
下馆子
没有了“过家家”,自然也就回到了厨房。
请人吃饭聚餐,本来也少不了在厨房备菜、做饭。吃“杀猪菜”只是一种临时的、一年一场的年关聚餐,它接近于某种“自然社会”共享状态,当然绝不意味着这就完全没有了私人边界,能带几个小孩来、吃完杀猪饭能否带走几斤肉,统统被一些不必言明的法则约束着,若是有人越了界,可能遭致邻里非议,来年有人家做“杀猪菜”,也就不欢迎ta了。与之比较,厨房的边界是明晰的,它是一处封闭的空间,唯有窗户和房门通往外边,“不请自来”不被欢迎。城市和农村的厨房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大差异,若说有,则是跟邻居是否相识,是否往来。在农村社会,邻居路过你家厨房窗户,是可能探头问一嘴的:“在做什么好吃的?”就像文学史家迈克尔·麦基恩的《家庭生活秘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论述的,隐私概念是比较现代的产物,但要说厨房的私人场所边界,可不是最近两百年才有的。
家庭生活秘史
《家庭生活秘史》,[美]迈克尔·麦基恩著,胡振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只不过请人到家做客也费神费力。从商定时间、买菜、切菜到点火做饭,再到洗碗、拖地,一环紧接一环。要是缺乏厨艺,不熟悉有关做饭火候和调料的要领,一锅“黑暗料理”总归不是说得过去的待客之法。
请人到家做客似乎只是父母辈或祖辈的老派待客做法,甚至,连他们现在也选择外出就餐,在手机上查询选餐攻略,把客人请到餐馆。
在厨房备菜、做饭,终究是一种家庭节日生活记忆。其意义寄托大概是无法被替代的。在我们小时候,亲戚家的小伙伴逢年过节来做客,彼此追打,多少次闯入热闹的厨房?成年女性统一待在厨房,没有人闲着,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些活,不是洗菜、择菜,便是在切肉片。厨房像是她们在节日期间的临时公共场所,聚在一起,一边做着事,一边聊着天,“东家长西家短”,有婴儿需要照看的,还可能把小孩搂在怀里,随时提防磕碰和哭闹。若是偶然有男性在场帮忙,多半是某位被大家认为是“大厨”的人,站在那掌厨,吩咐着其他人某盆菜某块肉如何处理。做着洗菜切菜等琐碎事务的男性是罕见的,他们此时不是围聚在客厅打牌、看电视、喝酒吃花生,就是跑出去钓鱼了,等饭点一到,家人叫他们回来吃饭。随着新技术新玩意的更迭,最近这些年,他们开始放弃其他的玩法,劳累了一年,疲惫地躺在沙发上,弯着背,低头刷短视频、打游戏,动作统一、坐姿统一,不同花样和分贝的手机外放声音充斥着整个房间。
至于动作比较多样的去处,还得是厨房:有人站着、坐着,有人半蹲着。他们都在做着事,站姿、坐姿全是服务于手里的活,没有多少别的动作。孩子游走在大人之间,听着头顶上的翻炒声、锅碗瓢盆碰撞声,清脆的;幸运的话,碰到大人正在夹菜尝咸淡,我们只要仰着头张嘴就能吃上一块滚烫的肉菜。
相爱相亲
《相爱相亲》(2017)剧照。
等饭菜备齐,所有闲着的人,男的女的,都来厨房端菜上桌。不过到了洗碗时,目之所见则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家首先为客人热情地安排娱乐项目,比如喝茶、打牌,其次才是收拾剩菜残羹,洗刷一堆沾满油污的、脏乱的锅碗瓢盆。酒足饭饱,主人家和客人都不比筹备饭菜之初兴奋;送走客人,拖着操劳了一天甚至数天的身子疲惫不堪。如果次日还需要做一顿饭招待另一拨客人,简直要了命,好在此种情形倒不多见,请客轮着来,今年是甲家,明年是乙家,今天在自家,明天去亲戚友人家。不变的是,惯于做家务的人,到了别人家恐怕也闲不下来,也得参与洗菜切菜,唯一省去的麻烦是不用考虑买什么菜、做什么安排,而这个事往往需要提前几天,折腾人。也难怪选择外出聚餐了。
被屏幕夺去的
早些年间,从计划年代、农耕或游牧社会过来的人,多少都经历过物质紧缺的时候,将吃饭这件事商品化的“下馆子”绝对算得上是一种聚餐时尚。它至少表示主人家愿意为这段关系花钱。原本在厨房炒几个菜即可解决的问题,却选择把客人请到餐馆去,把点菜的选择权交给了客人,这不是小事,弄不好还叫人怀疑是否有事求助于ta。当然这是老话了。现今如果不是把客人请到消费高昂的餐馆,大概是没有这层意思的,大多数时候到餐馆聚餐还是图个简单、快捷和诚意。再者,请人到家吃饭要求请客者会做饭,有厨房空间做多个人的饭菜,有精力去琢磨备菜,不嫌弃洗碗的麻烦,光是这些基础条件便没有多少人满足。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把过去的家庭形容为“生产单位”,人们种植、收割、加工饮食、烹饪做饭;以我们当下的经验来说,家庭尤其是一人家庭实则是“消费单位”。
到餐馆用餐确实解放了人的某部分劳动力,让人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具有生产力的社会劳动之中——做饭被认为是缺乏生产力的活动。这种转变肇始于工业革命和社会大分工,其社会性后果,后来的人也经历了,利弊参半。此时提做饭与生产力,绝不是要从某种社会的或历史的机制去反思“做饭待客”为何变少了。时过境迁,许多情况都变了,唯有结果是清晰的:与其花时间做顿没有把握的饭菜,不如花钱到不错的餐馆请朋友点菜。
那么,节省出来的时间去哪儿了?
完美陌生人
《完美陌生人》(Perfetti sconosciuti,2016)剧照。
我们曾经大概会说和朋友聊天去了,现在还有底气说这话的怕是不多。跟朋友围着餐桌坐,隔着几十公分,手指和眼睛都落在手机屏幕上,哪怕半刻也是不能离开的,担心被网络抛弃,担心错失了消息。至于拿起手机刷短视频的举动,用“心不在焉”形容是不为过的。有意思的是,我们一方面期待坐着旁边的朋友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另一方面却会在手机上期待他人随时随地“在线”——那个尴尬的提问“在吗”便是一种急迫——能快速回复消息。
此时再说回吃“杀猪菜”,让人不得不感叹变迁之大。从没有多少边界的请客吃饭、厨房备菜做饭,到外出请客到餐馆聚餐,再到请客也不怎么与客人交谈,而这些不过是发生在一两代人身上的转变。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说我们这些现代人经常面临猝不及防的不确定和改变,可能就此踏上追忆过往生活秩序的乌托邦之路。其实如何请客吃饭,终究只是今昔形式之别罢了。在今天,什么样的友谊才可能使一个年轻人冒险去做顿饭?不可知。或许什么样的友谊都不可能吧。
厨师阿兰·杜卡斯写《吃,是一种公民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2019年1月版)建议我们作为食客,“无论在哪里,不管午饭只有一个三明治还是和朋友一起坐在餐桌旁,不管我们只有十分钟还是有两个小时来吃饭,要不要闲聊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即便闲聊的时间很短,这也是为了我们能重新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吃饭”。他之所以有这个主张,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不再注意自己吃什么了,不关注、不关心在身旁吃饭的朋友,甚至有时都注意不到是否吃饱了。罪魁祸首是什么呢?电视、智能手机和电脑。
他的这个归因可能无法说服人。在过去的电视年代,小孩一边吃饭,一边盯着动画片,这个时候大人总会提出批评,说几句有关“专心吃饭”的话。可多年过去,当我们回忆那些消逝的日子,好像总有和家人或朋友一道吃饭看电视的情节。可见电视和手机是不一样的,而其理由,不过是简单地因为我们和身边的人共同瞄了几眼电视,对着屏幕说了几句话,有一些人际互动,如此简单的共同经历,却能改变看电视的性质。
老友记
《老友记》(Friends)第十季(200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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