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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超600天,曾年薪百万的高P失业后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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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3 23:28: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求职超600天,曾年薪百万的高P失业后怎么过?


工作不只是工作。过去几十年,它是一个人一生的核心,决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范围,标记着家庭角色、社会地位,提供了最关键的价值感、意义感,像一张大网,生活就在这张网上编织而成。

当失业发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信仰。高P们过去坚信事在人为,个人的努力决定一切,如今他们发现,鸟无法逆风飞行,时代、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比他们想象得沉重。

失业的第605天

就在今年夏天,北京望京的办公室里,吴奕还在跟远在上海的团队电话沟通第二天出差的行程。她是令人仰慕的职场标杆:38岁,北大硕士毕业,供职过百度、微软,在互联网全盛时期踏入大厂,带过100人的销售团队,给公司挣过几个亿,年薪百万。

仅仅1个小时后,她失业了——大厂业务调整,她被扫地出门。

一开始,她的计划是疯玩儿、休息,但很快,她发现自己早就习惯了“每天一睁眼schedule(日程)排满的日子”,脱离工作就像“呼吸性碱中毒”,使劲儿呼吸,却因为缺氧而头晕目眩。过了三周,找工作的焦虑如期而至,“花店关了,花还要开”,她打开招聘软件,短短几天里,高效沟通了313个岗位。

我们在亚运村附近的茶餐厅见到吴奕,她留短发,墨镜搭在额头上,看起来利落、干练,一个典型的女性高管形象。但偶尔,她流露出自我怀疑。怀疑来自于重新求职的挫败——313个岗位,只有20个要走了她的简历,软件上“投递简历不合格”的通知刷了屏,待面试的岗位0。“我不认为我连简历关都过不了。”她惊呼。

茶餐厅隔壁座位的人听到这句话,走过来想给吴奕介绍工作。她下意识地问:“您是做保险的吗?”随后她解释:“现在主动找我的,要么是卖保险,要么是做微商。”语气里有一点苦涩和自嘲。

大约是2021年的尾声,一家外企的总监林北,也失业了。

失业这两个字,此前他觉得和自己毫无关联——就在前两年,还有猎头来挖他,是某大厂300万年薪的岗位,他觉得“不够长期投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现在,“工作变得难找”——大环境不好,招聘条件收紧,猎头发来的每句话都是质疑。他被其中一个要求奇高的岗位吓到了,一个GR(政府关系)总监,要求有卫健委、发改委、公安等一系列资源,薪资却低到“令人发笑”。

企业高高在上,求职者无比卑微,即便是曾经的总监。林北有场面试被临时改了两次,先定上午10点,后来说面试官有事,改成下午2点。等林北准时抵达,对方又说抽不出时间,再改成下午4点。

他急需一个成功的offer,哪怕不是自己满意的,也能提提气。今年9月的一天,终于有猎头说恭喜,他得到了某公司负责人亲自面试的机会,成功概率很大,“上百份简历,筛了最后一圈,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人之一”。

拿出好久没穿的正装,出发前仔细打理头发,走进办公室,林北讲从前的履历,参与的大策划、大项目,但对方说:“这些跟我要的不一样。”他反问,您对PR的理解是什么?对方身体向后一仰,说PR就是接待领导,“每天来我们这里参观的领导还挺多的”。

林北愣住了。在猎头的描述中,这家是知名民企,产品蜚声国际,拉满了他的期待值,事实却是“想继续造飞机,人家让我去拧螺丝”。预期不匹配,面试以失败告终。

他在心里计算着,这是自己失业的第605天。

最近两年,有许多像吴奕、林北一样离开大厂或外企的人,他们大多在35-45岁之间,坐上了管理者的位置,拿着100-200万左右的年薪,被看作职场里最顶尖的人,打工人的天花板,是“高P”——阿里习惯用P加数字来划分员工职级,P1到P10,P8是分水岭,之下是基层,以上是高层,也被坊间称为高P。高P不只是一个头衔,更关系着薪资待遇、业绩要求,延申到其他大厂,是不是高P,也决定着下一份工作的起点。

35岁的李玥毕业后就进入大厂,辗转12年,在N家大厂间横跳,拿到了百万年薪,职级达到了P8;

75后傲铭从广告公司的总监职务跳槽到大厂的P8岗位,获得价值千万的期权;

小野抓住了互联网最后的繁荣,35岁进入大厂,担任中层管理者,在北京买了房;

上海人佟潇潇从小就是“卷王”,大学上985,研究生出国留学,托福考过满分,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2008年回国进入外企,一路向上攀爬,成为咨询公司高管。

但一夕之间,水温骤降,他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失去工作。

他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失去工作

他们在最近这一两年失去工作


林北定居在天津,以前手机天天响,去天津的下属们再忙也会给他打个电话,约见面,说“跟您报个到”。失业后的世界很安静,曾经热络的人,发了一条带着天津定位的朋友圈,沉默地来,沉默地走。

一次家庭聚餐,亲戚突然问佟潇潇,你爸妈不住你家,小孩谁带?失业前,佟潇潇跟爱人都在上班,父母照顾小孩。她失业后,在外企工作的丈夫也失业了,两个人想在空窗期尽一尽育儿的责任,让父母回了老家。但面对亲戚,“失业”两个字,两个人都说不出口,提问掉在了地上。

还有对工作、生活本身的怀疑。吴奕把工作比喻成“小白鼠跑轮子”。“当你是小白鼠的时候,沉醉于奔跑的感觉和努力的错觉,但当你跳出笼子,环顾一圈,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奔跑,不知道工作干到哪儿去了,能量又去哪儿了。”

工作不只是工作。过去几十年,它是一个人一生的核心,决定了生活的方式、社交的范围,标记着家庭角色、社会地位,提供了最关键的价值感、意义感,像一张大网,生活就在这张网上编织而成。

当失业发生,失去的就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信仰。高P们过去坚信事在人为,个人的努力决定一切,如今他们发现,鸟无法逆风飞行,时代、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比他们想象得更沉重。

震荡

飞机上下颠簸,放下来的小桌板跟着座位一起剧烈抖动,“遭遇气流”的提示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小野心想:“我的人生,不会停留在这趟航班上吧?”

这次从北京来上海,小野的核心任务是“力挽狂澜”。公司业务裁撤,作为中台支持部门中层的小野和两位组员都将被裁员。两位组员,一个刚来不久,还没转正,另一位是老员工,也快要40岁了。在门槛越来越高的互联网,这可能是她们在大厂最后的机会,小野想找业务部门领导——掌握着裁员话语权的人,最后争取一次。

飞机落地,遇上一场凄风苦雨,她“杀”到公司,给领导发了消息,对方一开始已读不回,后来回复“暂时没时间”。她没放弃,找同事求来了领导第二天的时间表,“我直接把他时间mark住了,就说约了你明天几点到几点”,几个小时后,才收到了一个字,“好”。

她期待着见面。晚上在酒店准备了几十页PPT,包括过去一年她和组员做出的成绩,跟其他业务部门的合作,反复练习话术。真见到了领导,来不及汇报,对方板着脸,将她带的项目从头到尾批了一遍:有漏洞、不妥当、毫无必要。谈话的最终,领导指着几张宣传物料图质问她,为什么是你们做,不是设计部做?为什么要多花这部分钱?她辩解,没有花钱,自己人做的,领导用愤怒噎住了她: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回到酒店,小野哭了一场,“十多年的职场生涯,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事实上,她和团队的所有动作,事先都曾经跟领导沟通过,“他不可能不知道”。很久之后,她问领导,为什么“分手”不能体面一些?对方回答,你对领导层的要求太高了。

李玥决定离职的时刻,是在医院里。去年体检,她查出一种免疫系统的慢性病,医生警告她,要长期吃药,定期检查,工作强度太高、作息混乱是不行的,一旦发展到后期,一个感冒都能要了她的命。

当时的工作跟身体一样动荡。公司在裁员,调整之快,快到大家都知道“这艘船在沉,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沉”。没有人是安全的,元老说走就走,大领导也会在几个小时后消失于公司,一整个部门,一百多号人瞬间失业。“不管是谁,不讲任何情面,让你走。”

每周五下午,她从公司出发,独自去医院,坐在诊室里看着医生担忧的面孔,窗外是陌生又美丽的夕阳,她抑制不住地想,这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在一次次出发中,思考工作的意义

在一次次出发中,思考工作的意义


▲ 在一次次出发中,思考工作的意义。图 / 受访者供图

吴奕也有过那样的时刻。公司变化最快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人死之前只吐气不吸气了”,有太多无法掌控的事,只有心力一直被消耗。在领导的办公室,她痛哭了一场,被怀疑“拿到了offer,演一场戏求领导放人”。两个人最终达成一致,给彼此一点时间。仅仅过了一周,裁员发生了。通知她时,HR比她更紧张,手微微发抖,吴奕反而松了一口气,问HR,北京的失业金怎么领?

失业的瞬间,有惊讶,有疑惑,有轻松,也有失落。2022年的新年,林北在日记本里写下:

厨房窗外昏黄色的快速路上几乎没有车驶过,目所及处的建筑物也是漆黑的,加上这个城市早几年前便禁了烟花炮竹,夜空也是没有丝毫的波澜。在本该热闹喧嚣的日子里,这个城市一片死气,安静得可怕。我掐灭了香烟,关掉了抽油烟机,把手机也调成了静音模式,借着刚刚的一点酒意便去睡觉了。你可以说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晚,也可以称之为2022年的第一天。于我来讲,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这是我最后一个工作日,醒来后就是我失业的第一天。

高P失去工作,原因是多样的。猎头公司创始人兼CEO梁天谅有16年的行业经历,根据他最近两年的观察,高P失业,原因主要有三个:行业整体衰落,比如地产、在线教育、互联网等;大公司增速放缓,为降本增效精简组织、裁员;还有高管们的45岁危机。“做到了副总裁级别,年薪200-300万的高管,工作内容实际上用一个年薪100万的也能干。”

当下,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前两者。吴奕和小野的失业都与公司战略调整有关,林北失业,是因为所在的快消品行业因为疫情影响经营,又没赶上直播带货的风口,销售额跌出新低,总部撤资。林北先帮公司把其他员工裁掉,再把自己也裁掉。

海平面一旦发生波动,职场气候就有了最根本的改变。

好的时代,不辜负努力的人

每一位失业高P,都无比怀念自己最初工作的十年。

1999年,傲铭从老家广州出发,到北京一所大学研修。元旦跨年,他跟同学一起爬长城,在漆黑寒冷的夜里许下心愿:进最好的广告公司做事。

研修结束,他去了上海的一个电脑城。当年ebay收购了易趣网,一个美国的市场负责人在电脑城办活动,傲铭跟他对接。初入职场的傲铭热情、机灵,对方只要求他提供场地,但他会主动告知音响放在哪里效果更好。所有的电话他都立刻接听,及时回复,“提供了超出期待的回馈”。工作结束,那个美国人要走了他的简历。

三个月后,傲铭收到了国内最大广告公司的面试邀请,他早上飞到广州面试,下午飞回上海。等回城飞机时,HR打电话问他,面试通过,什么时候上班?他在机场尖叫出声,“突然间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后来他才知道,美国人曾是广告公司高管。

刚进广告公司,月薪只有2800元,但傲铭愿意最早来公司,最晚离开,公司的保洁阿姨跟他最熟,每天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那时没有星巴克,没有咖啡机,早上,他在茶水间冲三勺雀巢速溶咖啡,“咕嘟嘟喝完,啪,开电脑开工,一直开到半夜”。又过了三个月,没有人通知,他也没主动提,工资涨到6800元。之后5年,他接连升职,成了公司里第一个总监级别的中国人。

这段经历,足以写进早些年的职场鸡汤、成功学教材。傲铭觉得,职场教给他两件事:只要肯努力工作,这个世界不会对你太差;你可以成为改变另外一个人命运的人。

如果有一副人生地图,可以看到高P们曾经从四面八方出发,来到同一条名为“工作”的轨道上,马不停蹄,向前奔跑。

吴奕的起点是一个江苏小镇,大学毕业,她涉足过互联网大厂、外企、创业公司,最看重的是“个人成长”,从没在乎过赚多少钱。李玥2010年毕业,加入了一家产业互联网公司,历时4年,从市场部门的基层做到负责人的位置。市场部的要务是打造品牌,扩大公司和产品知名度,李玥说:“那段时间就干什么都是热血沸腾。”她带团队策划过几百人的泳池派对用户活动,拍摄过用户的生活,视频在全网传播,有用户留言“看哭了”。

成为高管前,他们都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擅长自我说服和管理,行动力极强。傲铭在广州上班时,公司离父母家只有20分钟车程,但他只有春节才回去。吴奕习惯了会议从上午10点排到晚上9点,所有事务沟通、拉齐。她没有gap year,“卷,从一家公司无缝衔接到另一家公司,这边办着离职,那边听着新人培训。”

2012年前后,互联网公司把所有传统生意重新做了一遍,吸引了大量的钱和人,财务自由的神话随时上演。小野曾经在望京办公,下楼就是扫码一条街,创业公司的地推把整条街铺满,扫码送纸巾、玩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见证了美团和饿了么的较量,滴滴跟优步的大战,O2O的兴起和P2P的繁盛,“热血沸腾的,每天都特别热闹”。拥有敏锐嗅觉的人,可以抓住每一个跃迁的机会,从一个风口赶往下一个风口。

傲铭在2013年前后发觉了广告行业的颓势,没有了曾经的成就感,在各个公司反复跳槽、折腾了3年后,他决心要进阿里。那年他38岁,他告诉自己:“再不进入互联网,我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经过三轮面试,他加入当时还属于阿里的蚂蚁,月薪税前2.8万,只是他在广告公司的一半,但他心甘情愿。小野2020年跳进大厂,从前上班20分钟的路程,换成离家30公里、每天通勤超过三小时。

傲铭、小野驾着船去往下一个岛屿,也有人满足现状,停留在原地,比如林北很年轻时进入外企,在那里工作十年。有人即便没有浆,也被风吹向一片新大陆,吴奕的第三个东家被国内最顶尖的大厂收购,她因此走上职场巅峰。

大厂气候丰富。早期的阿里提倡自由、包容,傲铭说,园区里有一次抓到了一个小偷,因为穿着西装,一眼被认出来,“阿里怎么会有人穿西装?都是奇装异服的”。扩张最迅速时,傲铭在阿里听到过全国各地的口音。后起之秀字节业务广泛,被称为“宇宙厂”,那时它有最好的福利,免费下午茶、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加班打车报销、父母生病也可以用的商业保险,是标配。这里的人们互称“同学”,平等代替了阶层森严。

大厂逐渐占据了职场生态的顶端,它们的气息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社交媒体、公司文化的布道,影响了大量公司和一代打工人。人们约定俗成:职级和薪资可以靠跳槽来提升,总有大厂愿意为人才多付出30%的雇佣成本。字节和快手激战正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张一鸣欠你的,宿华会还”,而阿里职级体系里的P8被看作一个门槛,一个象征,如果你35岁没有升到P8,就再也不会了。

30岁后,李玥唯一的目标就是够到天花板。她把头部互联网大厂跳了个遍,除了一家产业互联网公司,美团、阿里她都短暂登陆过,而她的最后一站是薪资、福利都很好的大厂,到这里,她的职级相当于阿里的P8。

工作赠与的一切

人们沉浸在工作里,并不是自我洗脑,而是工作提供了实打实的好处。

比如钱。小野刚刚到广告公司工作的2007年,月薪1500元,22岁,她把当时30岁、月薪1万的总监当作一个职场蓝本,梦想自己30岁时也月入1万。等那一天来临,她的月薪早已达到3万以上。

在蚂蚁,虽然每个月到手的钱打了对折,但给了期权,按照蚂蚁巅峰时期的估值,上市后,傲铭可以在拿到价值千万以上的股票,财务自由只有咫尺之遥。

“我记得那会儿大家去日本旅游,把一线大牌店都给占领了,每个人都背一个奢侈品包回来。”除了日本,小野看过泰国清迈咸蛋黄一样的落日,余晖照在人身上;欣赏过越南下龙湾清澈的海水,翠色的海面像一匹闪着光的绸缎。还有一次,她跟爱人沿着美国的海岸线自驾游,野生的巨大鹈鹕出现在眼前,摊开肚皮的海豹躺平了晒太阳,没有忧愁,没有危险,像一个童话世界。假期只要空下来,傲铭就会飞往日本、北欧、马尔代夫……“你会觉得这世界就在你的手上。”

记录每一次旅行

记录每一次旅行


▲ 记录每一次旅行。图 / 受访者供图

钱和消费主义堆砌起一种中产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时,傲铭住在建于20年代的公寓楼里,推开窗户可以俯瞰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每个季节变换着颜色,出门50米就是武康路,如今最知名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他喜欢摄影,新出的几万块的相机,就算月光也要购入。他家的柜子里至今还有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相机、镜头。他对上海和杭州的酒吧、米其林餐厅了如指掌,出门从来不坐地铁,“太闷,我一定要生活在敞亮的地方”。

进了大厂,中产生活会被定义得更具体:旅行、小众爱好、北上广的房产,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小野买房是在2016年,周末的间隙,她刷了30万存款,加上父母赞助的一部分钱,买下一套位于朝阳区、总价350万的房子,之后30年,每个月要还1.5万的贷款——恰好是她刚工作时梦想的30岁薪资。她买房时,一位马来西亚同事表示不理解,疯了吗?背30年债务?只过了两年,看到了国内、国外房价飞涨,同事在吉隆坡买了房。林北的两个孩子上的都是天津最好的国际学校,佟潇潇的女儿从2岁开始上昂贵的托班。

工作还教会了他们一些经验、规则、奥秘,被成功学称为“管理经验”“职场宝典”。

李玥自称“一开始是一个很差的管理者”,在公司时,她的团队人才流失率“恨不得全公司最高”,10个人,半年后只剩下她和一个员工,但她只用了一年,把它变成“最好的团队”。

她的秘诀是同甘共苦、承担压力。做了领导,不代表可以做甩手掌柜,有紧急的项目加班,她留下来陪团队一起;组员做的项目不符合预期,大领导发了火,在办公室大吼大叫,她没有争辩,转身温和地安抚组员。她擅长甄选好员工:“招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一个想做好事情的人,你把他放在好的环境里面,他就会自己想办法。”

管理员工不是最难的,如何处理跟上级的关系最耗费精力,也最关键。它也被大厂人称为“向上管理”:面对强势、自我但业务能力强的领导,需要克服自己的逆反心理;遇到进公司早但能力有限的老板,“即便他没有想清楚,你也不能点明,得配合他去做事情,同时规避风险。”

掌握这些就像拿到了打开宝藏的密码,拥有更完善的装备,重新踏上旅途,成功的几率大幅增加。

工作也带来了成就感,投入的努力像一块大石头扔到湖面上,“它是有响的,水花能溅起来”,团队干一个项目爆一个项目,李玥和团队把公司里的奖拿了个遍。离开几年后,竞争对手还在参考当年她和团队的策划案。

完美工作也决定着家庭和社会地位。每当弟妹们升学、工作,都专门请佟潇潇吃饭,找她咨询该填什么志愿、第一份工作进什么样的公司。在家族里,她的人生像是一个完美模板,后来者努力把自己的脚嵌进她的每个脚印。

当时只道是寻常。吴奕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就好像你坐上一趟车,不会因为说下一站到济南你就好开心,因为你知道你就会到济南,你都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这趟列车就是开往济南的,对吧?”

时代机遇、行业的上行、社会定义的价值,这些与工作本身拧成了一条共同的绳索,牵引着年轻人渡过河流,登上山巅,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中年人。

怎么突然不体面了?

傲铭开始漂流。大约是2018年,他换了一位领导,对方并不信任他,只给他安排琐碎的工作。“她的老板过生日,要拍个视频,我被指定做这件事情。”

阿里有内部转岗的传统,他先转去飞猪,度过了开心的两年,但领导更换,重复的故事再次上演。35岁门槛日渐变成不成文的职场规则,40岁的傲铭找了十几个岗位,连面试都无法参加。HR直白地告诉他:“就算我给你面子,你能面试,但是你都超35岁了,业务那边要你干嘛?”

这是一场悲凉的旅程,4年时间,傲铭去过3个业务线,4个岗位,在倒数第二站,才工作两个月,领导就让他“自谋生路”。偌大的公司没有他的工位,他在茶水间的桌子上办公,每当同事来接水、冲咖啡,他会不知所措地挤出一个笑容。

原本他有财务自由的选项,在蚂蚁的黑天鹅事件发生后,选项暂时关闭。那天晚上,他跟不少前同事一样没睡着觉,在心里骂了一句,“what the ****.”

每天早上一睁眼,他就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岗位”,他不停地修改简历,不停地刷内网,看有没有公布新的转岗。他用过去在职场上的光辉安慰自己:“我不是一个特别差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些在大厂积累的经验、法则最后一次创造了奇迹。天猫的某个岗位接受了他,入职时,负责人说:“你在钉钉里跟我说,‘你见我一下,我一定可以帮到你’,这句话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但这份给他最后温情、肯定的工作,因为父母生了重病,很快结束了。先是他的爸爸感染新冠,发展成重症,花了半年,恢复了一些,但一直有的慢性肾衰竭迅速恶化,接着,妈妈确诊了急性白血病。

人生的残酷和无常在这时显露出来。妈妈因为全身免疫系统溃败,独自离开。爸爸病情加重时说自己有两个心愿,一是在家里离开,二是希望最后一刻躺在儿子的怀里。他实现了爸爸的愿望。葬礼上,傲铭控制不住地流泪,“从此以后,我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人了”。

人到中年,时代、工作、家庭的重压一起落下来,而他最后悔的是,从前怎么没有多陪陪他们?他把太多时间交给了工作。

变化落在个体身上,有时是急风骤雨,有时又像渐次落下的雪,走着走着,肩上传来凉意。

李玥刚到大厂时,“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钱花得多散,百万以下的项目都不仔细看,没有空,只看千万以上的项目。”在线教育酣战时,教育业务“恨不得一个月就得花掉一个亿”。时间推移,能花的钱越来越少,从千万降到百万、十万,最后变成0。

2021年,集团整体“去肥增瘦”,裁员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业务中。危机让人跟人的关系变得紧张,一个活儿十几个人抢着干,没做出什么成绩,也要写出长篇报告证明自己的价值。

管理秘诀一点用都没有了,工作的幸福感渐渐丧失,身体越来越差。李玥想离职,又不知道没了大厂的 Title、高P、高薪,自己还是谁。窗外风雨欲来,她不甘于现状,期待被裁掉。她开始失眠,睁眼到凌晨5点,直到确诊疾病,才下定决心离开。

走入职场下半场,王远帆有个疑惑:如今的高P,怎么会变得这么不体面?

她的前东家在2008年时遭遇金融危机,效益不好,被迫裁员,执行总裁亲自站出来向大家道歉,承认“经营没有做好”,这是公司和高层的责任。去年,她工作的企业也裁员,赔偿金拖了大半年没发,她和同事们组成维权的队伍,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过程很屈辱。公司财务答应了发放,但到了时间,只有没去维权的人收到了钱,王远帆觉得,“就是故意恶心人”。

据梁天谅观察,这些年,中国的职场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公司与员工像“奴隶与奴隶主”,打工人卖身给公司,公司提供薪资、福利、稳定的上升空间,梁天谅的父母会觉得做猎头不道德,是“挖墙脚”;后来,新的行业兴起,创业浪潮涌来,大公司乘着风口扩张、争抢人才,公司与员工趋向于平等,“优秀的人才你还得三顾茅庐,跳槽涨薪30%以上”——这是大厂和高P的蜜月期。

如今,公司和员工更像是互相看不上——公司不再能给更多的钱,为超出实际工作价值的部分买单,又期待着员工像过去一样,为工作付出一切;员工们工作倦怠,追求躺平,讨伐公司,只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社交媒体上最流行的话题是“整顿职场”。

李玥说,当年大家自愿加班,没有委屈和辛苦的概念,周五晚上得催同事赶紧下班;小野觉得,曾经“不是消极忙,而是一种积极忙”,加班都是开心的,凌晨1点,办公室还亮着灯,放着音乐,有人提议要不要去吃海底捞。但在今天,打工人对工作的信仰在坍塌。

“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要拿戛纳广告奖,到后面自己就看淡了,现实就是领导、用户、甲方的需求是什么,心气儿一点一点被消磨掉。”小野说。

从前,王远帆觉得工作神圣,要奔着最高标准去做,要成为行业标杆,这几年面对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风险,至于标准、标杆,“我都不太care了”。

心态的改变,王远帆跟自己前公司的VP聊过。VP向来对员工要求严格,永远会对下属说“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许近几年经历了什么,他的话语变了,“他安慰我说,就是一个工作而已,你不要太认真。”

离开之后

焦虑、迷茫、失落……会在失业的初期接连抵达。吴奕打了个比方:“就是仰卧起坐你知道吗?躺下觉得好放松,老娘要歇一阵子,想到下个月房贷还没还,马上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发现又是乱七八糟的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再躺一会儿。”

仰卧起坐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工作到底给人生带来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李玥来说,失业本身就是一次成长,她在这份体验里触摸自我的形状。她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工作改变了她的命运。在大厂,时间就是金钱,她习惯了快,出门要打车,买东西从来不看购物小票,双11不做攻略,有一次回老家跟爸妈聊天,她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们说话怎么这么慢?”

突然有了大块时间,反而不知道怎么度过。失业第一周,李玥把没追过的热门电视剧《知否》《琅琊榜》都看了一遍;第二周,作息混乱,昼夜颠倒;一个月后,“三餐终于可以正常吃了”。

吴奕把能约出来的朋友约了个遍,聊工作,聊人生,什么都聊,希望从别人的经历里找到一个突破的口子。一位朋友在做训狗师,教狗狗怎么上厕所,怎么握手,朋友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没有世俗定义里关于“成功”的一切,但轻松、自在,“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觉得自己的下一站济南特别无聊”。

工作就像是一些坐标和刻度,生活被安置得有条不紊。“职级、薪水,一直往上升,刻度让人觉得目标是清晰的,很有奔头,但真的跳出来看,如果按那样的刻度打卡过一生,无非就是重复了很多人的一生,又怎么样呢?”

她不知道自己被工作变成了标准化的罐头,还是生产了一部分罐头,抑或是躲在角落里看着罐头如何生产。她唯一能够承认的是:“我一点都不热爱工作。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我在骗人,骗别人我爱学习,我是学霸;工作中我也在骗人,骗别人我高度投入,信仰工作。”

工作带来的身份、角色,要求她像一个想象中的管理者一样表演。“去洗脑别人也好,PUA别人也好,给别人画大饼,我自己始终有一个清醒的人格在,看着自己是这个样子,我会很痛苦。”她也说服自己,原谅自己,“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要养家糊口,你有小孩,她要交学费,买新裙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妥协和懦弱,走不出坐标和刻度,才一直这样不停地工作。”

无论如何,失业之后,生活总是要有个出口。

有人选择暂停。小野踏上旅途,旅行中,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面孔,没有精力去考虑太多。李玥计划读书,打算申请一所国外的普通学校,拿到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大部分时间里,她们放松地享受从前不曾有过的新生活,只是偶尔恐惧旅行结束,“你不可能一直旅行到90岁”。

动辄上万的房贷不会因为失业而消失,没了收入来源,只好开源节流。从前出游总是订上千元一晚酒店的小野,现在住200元以内的民宿;李玥在考虑从整租换成跟朋友合租,也开始抢群红包、做电商平台的满减攻略。真理倒置过来——“钱比时间重要了。”

也有人还沿着过去的方向前进,但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驾驶方式。傲铭的朋友拉他给泉州一家新能源企业做顾问,在泉州、广州、深圳三地出差。有一份充实的工作,压力不大,虽然赚得不多,但傲铭很满意。当然,他还期待着蚂蚁上市,并打算之后依旧做这份工作。吴奕则走上了创业的道路,最近一周,她正在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MCN公司。这是她擅长也喜欢的事。

还有人仍然在找工作。

王远帆的衣柜里,80%的衣服都是适合办公室的正装,有一条卡其色、双排扣的长裙,300块,购于2009年。在一个她自己策划、有100多位行业重要人物参与的沙龙上,她穿着它站上台,掌控全场。人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一个轮回,裙子没有扔,工作却丢了。此刻的裙子是一个关于她本人的象征——长久地挂在衣柜里,等一个穿出去的机会。

从前的工作太专精于细分赛道,合适的工作难找。连续受挫后,她寄希望于运气和玄学。夏天末尾,她去了趟雍和宫,在偏殿里,师傅让她拿一个供果,在橙子、葡萄、香蕉之间,她选了香蕉,好剥皮。回家后,她咂摸了很久,如果是橙子,是不是“成了”的意思呢?又想了想,不对,香蕉也可以是“成交”。

像林北一样,她最渴望的不是赚钱,而是一份工作。“不算延迟退休的话,还有很长的20年的时间。”她不再信仰工作,却依旧需要工作,有时还会做几个“仰卧起坐”:“工作顺利的人有自信的表情,说话很大声,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应得的,甚至觉得现状配不上自己的能力;失业的人有沮丧的脸,敏感的心,不敢对未来有打算,不想和谁说话,却突然莫名地、强烈地渴望一样东西,可能是非常想吃一个甜点,想要一件衣服。”

春去秋来,还没找到工作。她最终用电影《侏罗纪公园》(1993)里的一句话安慰自己,“生命总会找到出路”。她相信,自己也会有一个出路。

每日人物 文 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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