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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大学校园: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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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30 10: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封闭的大学校园: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

一席

封闭的大学校园: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

封闭的大学校园: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


嘉宾|李迪华、何志森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

何志森 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

对公众来说,疫情之后大学校园越来越难进,公共资源通常只对“自己人”开放。对围墙里的学生来说,封闭的校园也加剧着大学的“高中化”,与真实世界相隔绝。

围墙也不止于校园。小区的围墙、公共空间的“禁止入内”“登记报备”、人与人之间坚硬的“边界”、竞争内卷的教育,都将我们框定在一堵无形的墙里。我们应该如何“翻墙而入”?

本期嘉宾是两位一席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迪华老师、华南理工大学的何志森老师。他们都长期关注公共空间的边界问题,这一次我们从物理的围墙聊起,试着去探讨空间如何影响人和人的连接。

内容节选

无墙的课堂

李迪华 :

我想不起来北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围墙,什么时候进门需要查证的。在我的记忆里,北大一直都是没有围墙的。北大的文化其实也是不包容围墙的。北大校园也流传着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胡适有一门课到了期末让选课的同学留下来考试,结果发现那个学期根本就没有人选他的课,都是来旁听的。

过去,不仅校园没有围墙,我们的课堂也没有围墙,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进来。一直以来,我的课上会有很多外校的、兄弟院系的同学来旁听,没有人会在乎你从哪里来的,甚至我也没有去问过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特别开心的是,到现在还经常会遇到有人说,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我说,我想不起来你是谁了。他说,我旁听了你的城市生态学课。这才是我对北大的记忆,这个学校是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大家都说疫情之后校园才不开放的,但实际上应该是在疫情之前就有围墙的。

何志森 :

北大的保安确实非常严格,2019年我去北大找李老师,打车到了一个只能进车,不能进人的门。那天我拖着行李,还下大雨了,宾馆就在门里不到100米,我就拿出李老师给我的介绍信问保安能不能让我进去。他说,你不能进,这是进车的。我就特别无助,因为到另外一个门要走20分钟。然后我就整个人都趴在地上,我说,你看我就是一辆车,我爬进去,可以吗?可能我冒犯到那个保安小哥了。

李老师的同事听完之后,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她说,我不信,一般情况下,你和保安说一下,他都会让你进的。于是她带着我进那个门,结果保安一眼就认出我了,他就是不让我进。所以还挺好玩的,我就觉得北大的保安还是挺严格的。

不过,南方(广州)是不是会好一点点?疫情后的第一个学期,我其实做了一个决定,把课堂变成讲座的方式,就是变成公开课,我也希望外校的人能够进来。每次课堂都有200人,其实有一大半的都是外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学生是从外地飞过来的。

我想讲讲小时候,80年代对于课堂的记忆。我在客家的大山里长大。妈妈是知青,大学毕业后来到一个建在山上的中学工作。学校也有围墙,有两个校门。校门口也有保安,但是是村里的人,那个时候的学校更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相互认识,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游客会来校园里打卡。

那时候我妈教数学,我爸教地理。六七岁的时候,爸妈没时间带我,我就去教室听他们的课。我记得当时的课堂里什么人都有,前面坐20多个学生,后面一大半都是农民,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鸡,还有人上衣都没穿。我也跟他们坐在一起,我爸还让我给他们泡茶。因为我爸教地理,他们特别感兴趣,特别多种田的人来听。

他们来到这个教室,可能通过一个老师的课堂看到另外的世界。很多人也在这个课堂上,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皮肤的人。我觉得这本应该是大学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爸12点多讲完课,还有三四个农民坐在后面,爸爸还会留他们吃饭。我们也因为课堂认识了特别多的人。

八九十年代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孩子多,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其实非常艰难的。他们每一次来听我爸爸的课的时候,手里都会拿一些东西,比如半斤米,这个对我们家帮助挺大的。课堂成为了人与人连接的一种方式。

李老师之前和我讲,北大的保安也经常会去听他的课,我就觉得好棒。我觉得高校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只是开放给那些在学校里上课的、交了学费的学生的。

李迪华 :

我也特别认可“旁听”的校园文化。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大学建设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种需要。我经常会嘲笑中国的“大学城”。大概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大学城。有的城市比较彻底,干脆把原来在市内的大学完全迁到郊区去。有的可能还会保留老的大学校园,但是教学的主体,尤其是本科生,都会迁到新校区去。

为什么我经常会嘲讽大学城呢?在一个城市里建大学城,无论如何,一个目的就是不同的高校可以共享师资、共享课堂、共享图书馆、共享文体设施,甚至共享男女朋友。理所当然,大学城里的高校之间是不应该有围墙的。

但实际上的建设,有的可能确实没有围墙,但是这些高校之间的交流却比登天还难。比如说大学城之间有城市快速干道,把两所大学给隔开,学生穿过这个城市快速干道比登天还难。比如,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就隔了一个700米宽的水面。所以每次去天大,我都要提醒天大的男生如果你喜欢南开的女生,先要学会游泳,要一口气能游700米。

何志森 :

李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玩事情,就是“共享资源”,“共享学术”。其实我一直觉得老师跟医生挺像的,比如说医生,别的医院的病人过来了,你肯定要救。老师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你希望你讲的东西,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帮助,哪怕这个人不在学校里,这是老师的公共性。

墙外的进不去,里面的想出来吗?

佟通通 :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李老师发了一个微博,提到您常去的北大附近的羊坊涮肉被拆了。您说,很担心有一天校园会变成修道院一样,除了食堂外,学生能够非常轻松的吃饭喝酒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子?

学生能够非常轻松的吃饭喝酒的地方

学生能够非常轻松的吃饭喝酒的地方


最新情况是涮肉店没有被拆掉,只是把“违建”部分拆了,原来二层变成了一层,仍然是宾客盈门。

李迪华 :

前面我们讨论的是外面的人能不能进到围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围墙里面的人能不能够走出围墙,出去以后去哪里,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就是因为大学要培养出一个健康的人,除了正式的课堂教育以外,更主要的是非正式教育,包括跟老师、同学还有陌生人交流的机会。

但是我们今天的高校在这方面交流的机会太少了。大学城就是一个修道院,学生除了上课以外,就是吃食堂。我到访过好几个大学城,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校门口人潮涌动,大家都在往城里跑。因为工作日在校园里太憋屈了。也就是说,校园跟社会割裂了。

过去不是这样的。这里我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旁边就是美国的所谓的有色裔社区,社会治安非常糟糕。实际上,校园周围的环境是如此的复杂,所以他们的社会学、人类学一直是领导全球的。因为这些社区就是天然的学生和老师去开展持续研究的机会。

作为老师,我希望校园的门打开,希望校园周围保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跟社会交流机会。

何志森 :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对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的观察,看看没有围墙的校园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在疫情前,湖南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没有围墙的校园。每次我去湖南大学都能遇到好多游客。不过疫情之后每个学院都有围墙了。‍‍

几年前,我在湖大做过工作坊,我觉得湖大的学生是非常机灵的。有一次他们老师跟我聊,他说,因为我们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

因为没有围墙,学生要躲各种各样的车,会遇到小贩,会遇到城管,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学生在走路的时候会习惯性躲闪,看周围的环境。这让他们跟大学城里的体验很不一样。大学城通常有一个空旷巨大的广场、高速公路一样的街道,他们不会躲闪,可以永远低着头看手机,从教室走到宿舍,不用看周围有没有车。我有时候在想,把许多相同性格的人,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待四年,他们毕业之后,其实跟四年前来的时候变化不太大。

湖南大学的学生可能会看到城管怎么跟小贩发生了争执,看到交通事故,看到旁边有个乞丐,看到这里发生过许多事情。这些东西我是教科书里、封闭的教室里没有的。

我觉得这会培养他们关注那些社会中不被关注的人,生发一些共情,还有与社会的连接——这些只能发生在这种公共空间里,只能发生在街头,只能发生在突然之间你在走路不经意的遇到的一刻。这样的学生才会有情怀、责任感和热情。

我之前总和李老师开玩笑,我说,在北大做工作坊的话,能不能让学生找出100种方式进入北大校园。我觉得一定有,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进入一个校园。

2019年的时候,清华校门管理还比较松散。在清华校门口,保安问我,你是谁?那时候我穿了西装,穿得特别正式,跟领导一样,然后说我叫何志森,“我是何志森啊”。然后他就以为我是某个领导,就让我进去了。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你知道,其实很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并不是说要拆掉物理的围墙,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开放。

谁在期待一个“被保护”的世界?

佟通通 :

许多反对开放的理由是,校外人员可能会挤占图书馆或者食堂的资源。也会有一种声音担心,如果校外人员能够随意进出,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李迪华 :

你之前提到一个词叫“被保护”。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被保护,很多人的想法观点被扭曲的。我觉得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安全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风险,都会有事故。但是今天好像大家都期待零风险、零事故,绝对安全。

为了培养一个健康的人,我们要走出校园,要把每一个学生甚至包括老师放置在一个真实生活世界里,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真实的生活。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目的,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学校必须承担某些管理的责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不能够因噎废食,不能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很多年前我开始关注这个围墙问题,看到过一个案例。1970年代,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入室盗窃非常严重,所以有钱人就开始建围墙。过去城市是没有围墙的。一开始建矮围墙,小偷可以直接翻墙而过,然后又建高围墙,小偷就架个梯子,仍然可以翻墙而过,然后就把围墙建得更高,小偷用更高的梯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豪宅周围的围墙高到“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外面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的时候,小偷进到屋子以后就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不少富豪不仅仅家里被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连命都丢掉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富豪根本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很自觉地把修建的高围墙全部拆掉了。最后发现,没有围墙的豪宅反而是最安全的。当然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他们不用再承担更大的风险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接受讨论。任何一个政策的出现,都一定要有正面的、反面的不同的声音能够在一起交流。最后大家接受某一种共识。

比如高校可以把校门的安保放松,但是加强一些实验室的管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这么管理的。

何志森 :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期望开放的,我相信家长可能是更不希望把围墙打开的。有围墙会让他们觉得安全,因为幼儿园、初中、高中都是这样过来的,他应该被保护的。

父母可能首先会问学校一个问题,如果孩子在学校发生事情,谁来负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可以把所有管理者给问懵了。在西方,可能18岁之后你自己负责,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大家还是期待学校、老师承担起很多的责任。

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也已经说了,有关开放问题就不讨论。那就会变得非常极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不就把围墙推翻,要不就建围墙。我觉得讨论对于今天校园开放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加入公众的讨论,不只是管理者、学生、老师的,还要涉及到周边的社区的居民,怎么去看待围墙,怎么看待校园开放。

我是相信校园一定会开放的,校园的开放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自我意识”。当学生感觉校园都不能开放的时候,其实挺危险的,在一个围墙里,所有都是私有化的,这对学生的暗示非常强烈。

原本学校是最包容的地方,如果学校都不开放,那你指望什么可以开放?学生如果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共享的校园,也会慢慢学习怎么把资源分享给他人,这种共享资源会塑造一个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需要有探讨,需要有阶段性的开放或者地点性的开放。比如跟社区相邻的可以先打开,围墙一定是慢慢消失的。但最终,当我们人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时候,我觉得物理的围墙有没有真的是不太重要了。

拆掉围墙是最好的选择吗?

何志森 :

2010年我开始读博士,那个时候全国倡导开放性社区,把围墙打开。我就把集美大学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集美大学旁边是一个村子,村子跟集美大学之间有一个非常高的围墙。村子没有什么公共空间。但集美大学啥都有,有各种各样的体育、娱乐、休闲设施。那个时候我做了一年多的研究,想提案给建设委员会,看看能不能把中间的围墙给拆了。

何志森与当地居民

何志森与当地居民


▲ 何志森与当地居民(图片来源:何志森)

提案之前,我做了一个工作坊,希望听到村民的意见——如果拆掉围墙的话,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我找了20个人左右,其中有老村长、现在的村长,还有一些村委会的人。之前他们都对我挺好的,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我是一个研究边界的人。但是当他们知道我要提议拆掉围墙的时候,突然变得特别气愤。我的相机也被摔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田野中遇到冲突。

后面我才知道,其实围墙背后有非常多的“非正规经济”,没有办法通过今天的正规体系(比如税收、营业执照)。他们就在围墙背后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把自己的冰淇淋店架在围墙上,城管来的时候,把那个门一拉,城管一走,再把门放下来,变成了一个交易的板子。

围墙两边无处不在的交易

围墙两边无处不在的交易

▲ 围墙两边无处不在的交易(图片来源:何志森)

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在那一条几公里的围墙背后,有快上千人在做各种各样的交易,打印、吃的、玩的、修指甲的。所以这个围墙非常神奇,看似很高立在那里,其实墙是非常松动的,到处是缝隙。它就是一个交易的墙。

所以当他们知道要把围墙拿掉的时候,也意味着围墙要开放了,所有这些非正规的商业活动就不存在了。没有围墙这些人都得离开,他们要重新去找店、办营业执照、交租金。

所以那次冲突让我知道了在这一群人当中,围墙的价值是什么。开放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博士研究让我重新看到,其实对于围墙这个非常古老的这种防御策略,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或者设计师,我们眼中的围墙的样子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道墙还是一个空间,能不能让两边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

不止是大学的墙

李迪华 :

如果回到40年以前,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围墙是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北京在1980年代就提出过拆除围墙,一直到今天,北京仍然在提拆除围墙。实施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但我觉得,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大家终究还是意识到开放是主流和趋势。

何志森 :

我印象中政策和呼吁都有,但是怎么实施我也不知道。

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墙,我反而比较悲观,可能这种墙反而很难拆掉,除非从教育的根源,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一种对于人的信任,而不是竞争。今天我们培养小孩子竞争,自我内卷,比别人更好,这就是一道墙,这会让人不愿意分享,因为一旦分享,你会比我过得更好。这种竞争出来的小孩,本来天生就带着一道墙,那比物理的围墙更难以改变。

李迪华 :

我每一个学期都会被各种围墙困扰,我才是真被围墙困扰的最多的人。因为我有一门课压根就不在教室上课,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游大街、穿小巷、走小区。但是基本上我想去看小区,如果不提前通过朋友给物业街道打个招呼,那是进不去的。

但是疫情之前,我每年都带学生去欧洲,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尤其去北欧国家,到丹麦,到瑞典,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尤其喜欢在傍晚在街上走到居住小区,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家的窗帘都是拉开的,房间里特别亮。在窗户前面摆着一桌饭菜,一家人坐在餐桌前面吃饭、喝酒、聊天。大家不会觉得窗帘拉开了,我会暴露自己的隐私、家财外露。

围墙背后是我们要努力探索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自由出入的城市空间越多,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也一定会更加开明,心智也会更加健康。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会被告知,你不能进去,你需要登记,你需要请示,你需要被许可,那他永远都不敢逾规矩半步,永远都不会想突破既有的边界。

而当代社会,无论生活还是学术,都是在有规则的情况之下,努力寻求边界的突破。

所以我还是坚持一点,开放大学的围墙,开放社区的围墙。这不只是学生老师的需要,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心胸坦荡,心境自由,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

所以我很赞赏志森所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跟任何人讨论围墙、人跟人之间的隔阂。但是他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工作坊,去拉近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去突破不同层次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的这种心理障碍。

何志森 :

这些年我做工作坊,把课程变成公开课,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把更好的资源带给那些没有资源的人。

我们是一个掌握资源的人,我们要想到的是怎么把这些资源从墙内带到墙外。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开放,这才是一个符合中国的开放。

在工作坊,有两年我经常会习惯性地去选好学校的人加入,比如哈佛的、耶鲁的、剑桥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比较优秀。然后好多人开始说,何老师我报了你的工作坊十次了,没有一次选我,就因为我是技术学院的人吗?

我就开始自我反思,为什么我不选他们。反而他们在工作坊里表现得更主动也很有学习能力,很多好学校的人反而只是想来做作品集。我开始批评我,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学校毕业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这几年,我做工作坊就有意偏向学校不那么好的人,有一次在城中村的工作坊,我的团队里有好几个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棒,他们渴望学习,也没有很强的功利心。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的学校还有围墙,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消解这个围墙,通过我的方式带给那些享受不了资源的人。

而且现在很多老师都在线下做演讲,比如李老师隔几天就会有一个公开的演讲,很多完全跟北大(物理空间)没关系啊。

如果每一个老师都用这种行动去化解围墙,那我们就都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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