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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出国的中产们 开始后悔了!物质生活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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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6 09:24: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移民出国的中产 开始后悔了!物质生活降级

钛媒体

移民的中产

移民的中产


“出国移民,肯定要做好物质生活降级的准备。”

对移民可能带来的落差,雨桐毫不避讳。甚至在她眼里,国内的物质生活已经过剩了,出国未尝不是返璞归真。

更重要的是,物欲的降低,会带来精神的丰富——在国内,她有车有房有编制,还有四个老人抢着带孩子,基本已经躺平了;出了国,真正的奋斗才算开始。

但她也发现,移民就像围城,在自己向往出国独立的时候,不少移民也在反润回流。

不少移民也在反润回流.jpg

“国内基础教育好,部分行业也比较赚钱,所以想回国发展。”这是雨桐了解到的回流原因。
但我们与几位移民的中产聊过后发现,教育和事业只是表面,真正勾起乡愁的,可能是移民后的失落与不甘。

出了国才知道,CBD白领原来只能当酒店服务员,一个月电费会烧掉5000元,化学课可能是看一学期电影,而再要好的外国朋友,也会笑着问你去中国需不需要“眯眯眼”。

而等你磨平棱角适应了海外生活,蓦然回首,看到国内朋友蒸蒸日上,自己反而走起了下坡路。

总之如果内心不够强大,如果资产不够丰厚,中产移民很有可能成为令人后悔的选择。

北京七套房,羡慕海外一张床赵辉的亲友们听到他要移民的消息,都觉得他的脑子被门夹了。

“多少人羡慕你们现在的生活。”这是亲友们劝阻赵辉的话,也是事实——他和妻子年纪轻轻就跻身国企中层,平时朝九晚五,年底银行卡还能多出四五十万,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但无需为生计发愁,不意味着没有烦恼。

“铃铃铃……”深夜十二点,睡梦中的赵辉夫妻被突如其来的铃声惊醒,妻子深吸一口气,划到接听键。

来电的是她的领导,让她写一份汇报材料,要求次日早上提交。

据赵辉介绍,妻子单位是“领导一句话,下属跑断腿”的典型,所有人唯上是从,下了班也要随时待命。像这种凌晨布置工作的剧情,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

妻子几度想要辞职,但这个铁饭碗是家里争取来的,以她自身的能力,根本无法在丛林世界里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苦苦煎熬。

赵辉虽然没那么卷,可是每天喝茶看报的生活,让他觉得人生一眼就望到头了。

因此,偶然间发现自己符合澳洲技术移民的条件后,夫妻俩心里向往移民的种子开始不断疯长:“移民好像能把一辈子当两辈子过。”

不同于赵辉的突发奇想,雨桐一家的移民计划由来已久。

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丈夫一直无限怀念在大不列颠岛的日子。那时的他,可以学自己热爱的专业,做自己好奇的课题,以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但回国之后,逻辑全都变了。金融本科+旅游硕士的自由专业组合,很难找到对口工作,上百次简历投递都没了下文。想要养家糊口,只得投靠亲戚的电商公司。


但空降成为管理层,难免会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丈夫也很排斥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宁愿在国外做木工,也不想在熟人公司当所谓的管理层。”

于是,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雨桐一家开始办理移民。成功拿到枫叶卡不久,她和两个娃就被丈夫风风火火地带上飞机,短登加拿大。


到了民宿,丈夫一手抱着喝奶的二宝,一手给大宝翻绘本,嘴上还不忘叮嘱雨桐多休息、别劳累,与国内闷闷不乐的形象判若两人。

雨桐知道,他正迫切地证明自己的担当,让她相信移民后一家人也会过得很好。

“别人千辛万苦去罗马,而我们家出生就在罗马。”老北京人桑德如此评价自己的生活。

从小在北京大院里长大,坐拥北京7套房产,桑德的生活看起来毫无压力,但刚需资源的不如意,让他频频闪现离开的念头。

“现在还看不出来孩子是什么问题,您带孩子去做一个脑脊液穿刺检查吧,医疗费大概是10万块。”

带大儿子看一个小毛病,医生一上来就开出“骇人听闻”的检查方式,他不敢冒险,找了一位中医朋友求诊,结果只是多动症,针灸配合安神的中药就可以治疗。桑德松了口气,庆幸没让孩子受脑脊液穿刺的罪。

但这远远不是结束。小儿子因赘生指求医,但看病迟迟挂不上号。焦急的桑德好不容易挂上400块的专家号,专家告诉他,这种小手术门诊就可以做,没必要挂专家号。


然而到了门诊,他又被告知,手术要全身麻醉住院,且家长不能陪同。彼时孩子才一岁多,桑德实在无法放心,皮球又被门诊医生不耐烦地踢到了专家医师那里。

而专家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要做也可以,去对面私人医院交个红包,我就可以帮你。”

这件事之后,心灰意冷的桑德加快了移民进程,头也不回地奔着匈牙利的永居去了。

他也无比庆幸自己的决定:在国内来回踢了几次皮球的手术,到匈牙利只花了几小时,刷医保一分钱没花就解决了问题。
当然,移民虽然摆脱了旧的轨迹,但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融入新的环境。

老外的松弛感,终究是舶来品傍晚6点,小英推开窗户,天空已经如午夜般漆黑,街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万籁俱寂。

挪威的冬季黑夜漫长,早上10点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就到了黄昏时刻,而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大半年。

早上10点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就到了黄昏时刻

早上10点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就到了黄昏时刻


“太漫长了,感觉一天怎么也过不完。”小英说,“你要是在国内四点半下班,那你可太知道该干嘛了。但是在这里,下班再早你只也能回家躺着。”
但就算是在有着明媚天气的南欧国家西班牙,移民生活也未必就阳光灿烂。

刚落地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时候,莉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楼房看起来灰旧、破败,墙上暴露着电话线,电线一坨一坨地在地上乱扔着,乍一看还以为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

“停滞”是西班牙这些年带给她最大的感受之一,时至今日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落后年代。莉亚发现,西班牙电视台播放中国新闻时,配的依然是黄土泥泞老山沟,人们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吃饭的画面。

许多当地人对中国的评价,就是“不值得一去的第三世界国家”。但谈到西班牙,关键词就变成了自豪的“初代日不落帝国”“地中海的明珠”。

而实际上,她所结识的西班牙朋友,生活简单而松弛:每天重复同样的活动,消费同样的商品,生活信条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有太阳晒,有啤酒喝,有海边躺就万事大吉。

“他们一成不变到可怕。”莉亚说,对从小被教育要勤奋、积极向上,总会想要把日子过得更好、努力挣钱的她来说,西班牙的迟缓让人无所适从。

“在这里,等快递是一种折磨,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快递员什么时候来。”有一次,莉亚想寄一个急件,原本是24小时取件,但快递员不见踪影。

等到第三天,快递员终于上门了,莉亚惊讶地问他,“你知道取快递的时间是两天前吗?”对方理直气壮地说,“知道啊,但我那天没空。”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无数次:年夜饭点了个外卖,2个小时了饭都没送来;补个牙齿,牙医会因为和其他医生聊天而补错。

习惯了有规矩才成方圆的莉亚,每次碰上这些离谱的事情,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相比随性的西班牙,移民到瑞典的菲菲一家,一开始幸运地感受到了被尊重。

菲菲的丈夫在收到offer时,惊讶地发现瑞典公司给自己开了最高期望薪资。HR告诉他,“你说过按照最低期望薪资的话你会考虑,但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加入,而不仅仅是考虑。”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司过度的保护也可能带来负效应。

“我生病了,今天不能去工作,想请一下假。”新员工开工第一天,菲菲的丈夫就收到了对方的邮件。他没太当回事就准假了,但对方一病就是一个星期。

“我有精神压力,医生说我需要3个月的假期”“因为身体原因,我每天可能只能工作2小时”“抱歉,我的睡眠不好,今天恐怕无法工作了”……

当这样的邮件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纷至沓来时,菲菲的丈夫只能在无奈之下承担起这位女士的工作。“瑞典的法律很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公司不能随意裁员。”菲菲感到很无奈,“但这样对其他的同事并不公平。”

不仅如此,高福利就像命运馈赠的礼物,往往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从移民开始,人生走起了下坡路矿泉水一瓶25元,啤酒一瓶60元,最便宜的饭馆也得人均200块……哪怕已经在挪威十余年了,小英还是时不时就会被这里的物价背刺,“我发现把国内东西的价格再加一个0,就能变成挪威的物价。”

在国内是标准一线中产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一天被冬天高昂的取暖费逼得学会烧柴火。

“挪威是靠电取暖的,我们家房子小,冬天一个月的电费也有5000块,那些房子大点的,电费一个月1万小意思。”为了省钱,小英专门找当地的农民买柴火,1000块的木头能在壁炉里挺大半个冬天。

移民到西班牙的莉亚,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存款以8倍的速度流失。每学期给女儿上千欧元的书本费、校车费、校服费买单的时候,她都觉得笑不出来。

2012年前往西班牙的时候,莉亚全家是“非盈利移民”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在西班牙消费和居住,不能就业和赚钱,“其实在前5年和旅游签证没有太大的差别。”

等好不容易给西班牙做满5年贡献,拿到了永居资格,莉亚却发现,在当地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西班牙的高端产业凤毛麟角,就算有也是留给本地人,能够给到移民的,就是洗碗、厨师、跑堂、卖衣服这些烂大街的工作。”

就连创业也是处处碰壁。“设计个Logo不就两个字嘛,怎么会值300欧?”听着饭店经理无情的拒绝,费劲解释了半天的莉亚夫妇,只得转身离开。

从前在上海,莉亚的丈夫有着自己的广告公司,大把的平面设计、摄影摄像的单子主动找上门。莉亚在品牌公司的市场部门任职,作为聪明又外向的上海小囡,在圈里也颇吃得开。

出国前,夫妇二人的想象很美好,“凭着头脑和努力总能立足”。但收入归零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一切幻想。

莉亚决心放下身段,她看到有华商开的大型饰品店仓库区招管理员,虽然早就听说这份工作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莉亚还是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问她,“小妹哪里人?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同乡,好照顾一点。”听到她是上海人之后,对方的语调霎时变得微妙起来,“噢——上海人好像吃不起苦啊。”

气得她当场挂断电话,“他们这些闽商、浙商在这里抱团,不带外人玩的。”

更痛苦的是,每次回国,和朋友们聚餐、聊天的时候,莉亚都会深深地怀疑,自己移民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

曾经市场部的同事,踩上了直播电商的风口,年入百万;也有老同学在体制内工作稳定,升职加薪,日子平淡而幸福。

看着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也会幻想,当年要是留在上海的话会是什么样,“应该会有一份能实现价值的工作,我们两个人会努力赚钱,在上海的资产都给孩子留着,等她长大再送她出国留学。”

但现在,她已经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职业生涯不进反退,资产也在不停地缩水。

朋友们安慰她,“你出国是为了女儿的教育,至少现在孩子特别快乐,说明你的心血没有白费。”

莉亚只能苦笑,把西班牙的教育当作笑话讲,“有位朋友的女儿在西班牙是学霸,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数学被判定为零基础,要从头学起,朋友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莉亚女儿上的国际学校,教育质量也一言难尽。女儿今年已经是初三毕业班,化学老师在课堂上放了整整一学期的电影;数学老师给一个案例让抄写,女儿没看懂想问老师,老师回应道,“这你都不会?自己去想,你要学会自学。”

除了“快乐”,莉亚不敢再对西班牙的教育抱有什么期望,“按照1:7的汇率花着钱,却得不到同等的价值。”

莉亚现在每天都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念叨着等孩子长大,她就和先生回到上海生活。但看着流利地讲着西语,和西班牙朋友们玩闹在一起的女儿,作为母亲的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后当然要待在西班牙,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啊。”女儿说。

莉亚明白,在做出移民的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一颗名叫分离的种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特别鸣谢小红书博主“小英(Xiao Ying)”“Sándor”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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