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十三五”的国际环境与挑战

凡人

这个世界会好吗——“十三五”的国际环境与挑战  

（“十三五”的政治外交环境）世界对华心态复杂 中美竞争面扩大 中国外部环境不太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风云际会的节点需要谋篇布局的规划。
　　当“十三五”规划即将正式颁布的时候，中国外交又将如何在国际政治纷纭变化下合理出牌，确保中国最大的利益，从而为国内发展服务，显然也是必须要思量的课题。《国际先驱导报》为此特邀国际问题专家答疑解惑。

国际政治环境比“十二五”更复杂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将比“十二五”期间更加复杂。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世界看中国将呈现出三种态度：第一种，美国对华防范心理加强，战略戒备上升，甚至战略戒备有可能压倒经济合作的需要；第二种，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华期待上升，需要中国承担包括经济、安全等领域诸多责任；第三种，以西欧国家为代表，对华既防范又合作。一方面，西欧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仍有疑虑，但同时迫切需要对华经济合作。
　　这三种态度在当下均有呈现。美国方面，中国领导人今年在中美关系发展并不顺利的背景下实现访美并取得成果，可谓中方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访问结束后，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两国进一步管控。发展中国家方面，习近平主席今年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发展中国家对讲话抱有极大期待，期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积极作为。此外，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尽管对华合作意愿特别强烈，但对华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制度偏见。
　　“十三五”期间，在中国面临的外部政治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周边问题，包括中日关系、南海问题以及朝鲜半岛。
　　今后五年，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危机、紧张面会继续上升。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势必不会爽快接受；周边国家对华防范心态也比较严重，加之日本和菲律宾充当美国“马前卒”，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使得周边政治环境形势愈发复杂。不过，东海、南海问题总体可控，争端国与中国相比，力量差距较大。目前，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仍能掌控整体节奏。
　　而周边问题中，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可预测的变量是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危机，有可能促成中美合作，也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

台湾问题定位高于其它挑战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此外，中国未来五年的政治外交还面临三方面的新挑战。
　　其一，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已经出现了来自他国的非法移民。如何适当应对，考验中国内外政策。
　　其二，截至今年6月，中国对外金融资本高达6.4万亿美元；中国年出境游人数已破亿。海外有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员、财务，这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提出了更多挑战。
　　其三，如何力所能及的承担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难点与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新挑战还是中美关系、周边外交，台湾问题的定位高于所有外交挑战，值得我们警惕。如果未来两岸合作缺乏政治基础，台海局势必定紧张，而会紧张到何种程度？目前尚有待观察。
　　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只有先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态势，才能增强对周边外交事务的掌控能力。我个人认为，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应该被放弃；同时，由于国内政治背景、中外力量对比、国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外交需要在战术层面更有所作为。

发达国家重塑规则势头更猛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未来五年，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关键阶段。对中国而言，“十三五”规划事关“中国梦”“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直接涉及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和平崛起能否顺利推进。而放眼全球，世界正处于大转型、大调整、大重组之中。国际金融危机虽已过去7年多，但其深层次的影响尤在，包括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反危机措施的“外部后遗症”。新兴大国普遍面临“成长的烦恼”，俄罗斯、巴西、南非处于经济衰退状态，只有中国、印度保持中高速增长；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因此在与新兴大国集群的竞合博弈中，西方大国的势头逐渐回升，美国对外转趋强势乃至强硬。
　　相应的，中美作为最典型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双方对国际规则的竞争将明显加剧，尤其对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在世贸组织之外另起炉灶，加紧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因此未来五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塑多边经济规则的势头更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面临的规则挑战和压力持续增大。
　　从政治上看，未来五年，地区冲突和地区动荡还会持续。东欧的乌克兰乱局仍是问题；中东地区自2011年以来旧秩序瓦解、新秩序的建立遥遥无期，可谓一塌糊涂、一团乱麻；亚太地区则暗流涌动，美国持续加大“亚太攻势”，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不太平。
　　这其中，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未来五年将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从目前美国大选的发展态势来看，对华强硬的新领导人上台的可能性更大，中美之间又将重新磨合，其中的摩擦和挑战是可以想见的。目前，中美竞合博弈，竞争与合作大致各占五成。今后五年，竞争面可能扩大，如果两国的危机管控出现问题，竞争面还会更加突出，处理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难度有增无减。所以，我们看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前景应“谨慎乐观”。

争取中、美、“邻”三边博弈的主动权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一直以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是突出问题。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国和其亚太盟友的关系，中美“邻”（美国盟友）三角互动日趋复杂。由于中“邻”之间尚有海洋领土争端等矛盾，中美之间又面临竞争加剧的苗头，因此美“邻”联手对华的态势未来可能加强。
　　而在中美“邻”中，中美日三角关系又最为复杂敏感。安倍政权呈现长期执政，势必将继续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武器出口等“右倾政策”。日本同时还有自己的政治“雄心”，包括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等。目前，美国国力相对下滑和政策内倾，急需日本这样的对华“急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日本的需求并不亚于日本对美国的需求。美日进一步相互利用，强化军事及经济同盟，这将对中国外交形成挑战。
　　对此，我们应在中美“邻”、中美日三边或三角关系中努力保持平衡，在三边互动中全力争取主动权。一是重点维护好和发展好中美关系，因为这是中美“邻”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反复提醒美国，不要让第三方严重干扰中美关系，这对美国将得不偿失；二是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以免美国利用乃至操控中邻矛盾、浑水摸鱼。中国对和自己存在争端的邻国也需一分为二：一方面，正视并管控争端；另一方面，不因此中断与其的其它交往，注意政经分离、官民分离，使得中邻矛盾处于可控状态，不至于滑向危机边缘。

对外进取须始终为国内大局与发展大计服务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除了中美“邻”关系复杂微妙，未来中国外交还将面临以下几个挑战：
　　第一，对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中国难以“回避”，因为世界也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和建设性意见。如叙利亚战局等地区热点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如何发挥更大作为的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对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主张，有新的作为。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在内外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经济外交”，美国也在推进“新规则体系”，中美竞争因此将有增无减。中国既要对竞争作好充分准备，又要看到竞争不是零和游戏，中美在经济规则与机制上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互补的另一面，例如当下我们对TPP采取开放立场和保持灵活性、弹性，并且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外交”还需要稳扎稳打、扎实推进，不光要做大做强，更要做稳和行稳致远，以免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过犹不及。与此同时，外交要与国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因为对外进取务必始终要为国内大局服好务。
　　第三，中国外交需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更加有所作为，对此习近平主席近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已提出了系统的思路。他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应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他并提出了中国参与强化和改革全球治理的若干重点领域。
　　总之，未来五年对中国既是关键期也是风险期，中国外交务必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进”，以维护乃至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仅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并且为“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打下坚实根基。

（“十三五”的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结构性失衡 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将承压前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王旺旺 发自上海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不仅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也是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冲刺阶段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更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发生转折性跃升的时期。
　　“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大环境将会怎样，中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了多位经济专家，试图勾勒出“十三五”期间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基本样貌，解析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经济将持续低速增长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指出世界经济走出战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衰退已经6年，但仍然难以实现回归强劲的全球扩张。尽管各国经济前景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根据新的预测，几乎所有国家的近期经济增长率都已下调。不确定性和复杂的因素正在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面临比几个月前更为明显的下行风险。
　　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依旧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将持续低增长。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发达国家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复苏进展最快，尤其是美国经济复苏十分强劲，而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确定性。不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却呈现持续放缓态势。
　　自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IMF统计，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1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38.9%。2010年至2013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平均为发达经济体的3倍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80%，成为金融危机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开始放缓。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交替转换，发展中国家的带头作用下降。IMF预计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分别为6.8%、6.3%，印度经济增长分别为7.3%、7.5%，巴西经济增长分别为-3.0%、-1.0%，俄罗斯经济增长分别为-3.8%、-0.6%。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债务积累过多等问题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潜在增长率下降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世界经济将进人低速增长常态化时期，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经济复苏压力。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方面，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依赖低成本而迅速崛起的中国制造，却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生活成本急剧提升的困境，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转移到印度、越南、缅甸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南美等低成本国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
　　此外，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步入网络化的新阶段，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形成，全球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化，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向生产环节和生产任务分工转变，步入全球价值链竞争时代。
　　在全球价值链竞争时代，制造环节将变化为更加微利，而价值链的两端环节（研发和销售）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加工制造环节。比如说，一部售价600多美元（1美元约合6.35元人民币）的苹果手机，所需的材料成本是200多美元。其中，约有近10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三星电子和LG电子的产品。而将所有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则只得到每台不到10美元的酬劳。
　　总之，“十三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竞争环境，如何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如何从加工生产环节到研发设计环节升级，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突破攀升，这都给中国制造业提出了挑战。

仍旧面临资本外流的困扰
　　林采宜（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十三五”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旧受到资本外流的困扰，这种国际资本流向取决于美元上升的周期有多长。
　　一国货币的强弱取决于该国宏观经济的形势，即该国宏观经济是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是处于一个衰退的周期。而当下每个经济体经济运行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呈现一种美欧强势，新兴市场国家弱势的格局。
　　今年全球金融市场都在忧虑美联储加息，在7、8月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出现了动荡，股市大跌、汇率重挫、外汇储备缩水，皆由全球资本流向导致——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开始回流美国。因为美联储加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美元强势将是常态。
　　影响资本流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差异。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的经济都有影响。美国经济将保持强劲的复苏势头，到今年9月，美国失业率已经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最好水平。在就业无忧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了，这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
　　欧元区、日本的货币政策将在持续宽松的轨道上运行，同样，新兴国家在过去2年间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大幅放缓，货币宽松一轮接一轮。而中国在今年内已多次降准、降息，货币宽松的力度是很大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跟中国一样，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就货币政策而言，全球“皆宽”，唯美国一家“独紧”。这就导致全球的资金都往美国流。而且这一趋势在“十三五”期间仍旧存在。在这种美元强势、资本外流压力加大的趋势下，应时刻警惕资本大规模外逃的风险，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整体来看，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会加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的重大目标。
　　从人民币的结算地位来看，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当中的排名现在已到了第五位左右，接近国际货币。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外贸保持顺差格局，央行有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节奏的能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新动能在稳步增强，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率在6.5%左右。人民币国际化将完成。

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
　　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全球产业链格局变化，“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从“商品输出”阶段转入“资本输出”阶段，“走出去”进入第三阶段发展时期，海外投资将逐步增加。同时，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将逐步收窄，国际收支将实现基本平衡。
　　由于工资上升、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上升和环境约束加强，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趋于减弱。加上一些后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尤其是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链条，将更加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可以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有可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基本丧失竞争力。
　　综合考虑中国比较优势和后起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低成本优势，以及日本、韩国等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可以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逐步导入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导向模式的升级换代。
　　“十三五”期间，一方面受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影响，另一方面受后起新兴市场国家竞争冲击，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之中。如果说产品输出的升级换代是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话，那么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将是中国对外经济领域的又一重大变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中国资本输出和产能输出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直接投资和大规模并购。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多以劳务承包、资源开发为主，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以直接投资和大规模并购为特色。
　　一方面，伴随产能过剩压力的增加，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向拉美、非洲和中东、东欧等地，投资设厂，进行绿地投资；另一方面，中国大型企业进入发达国家进行收购兼并投资。当然，由于受政治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的购并投资并不顺利，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但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要顺利一些。

（“十三五”的军事安全环境）总体环境稳定 海洋安全威胁加大
　　　　　　　　　　　　　　　周边安全考验危机管控能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外部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海外安全环境能否继续和平稳定？周边热点问题会否引发冲突？如何维护并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国际先驱导报》为此特邀军事专家答疑解惑。

总体国际安全环境于我有利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在“十三五”期间，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于我有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总体稳定局部紧张的特征不会改变。但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会更加复杂，安全挑战会进一步增加，安全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会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些年，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削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十三五”期间，虽然中国经济面临新调整，下行压力会继续增大，但整体上，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会改变。
　　未来5年、甚至未来10年至20年，全球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大国之间有摩擦、有冲突，甚至在某些领域存在激烈对抗，但是合作、交流、对话仍然是大国关系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之间就如何管控危机已经取得重要共识。例如中美刚刚完善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是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取得的重要进展。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就危机管控问题的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其次，地区局势存在动荡，但总体可控。局部地区的动荡还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失序。即便恐怖主义在中东、南亚等地区可能会有新的发展，但全球安全环境总体稳定的局面不会被打破。同时，在反恐、难民、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合作也会不断加强，并在机制建设等方面将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三，大国将继续推动新军事革命，机械化向信息化的军事转型会不断加快。冷战结束以后，新军事革命迄今已经进行了好几轮。美国仍是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俄罗斯自2008年开始的“新面貌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并不会就此止步。同样，中国的新军事革命也在适应这样一个潮流。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具有的高度扩散性，有利于中国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全球领域的新军事革命在带来军事技术飞跃以外，相应地会促进整个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并使得信息化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新形态。

新型安全领域冲突值得高度警惕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在国际安全环境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也要看到，局部战争、动荡、紧张的一面，可能会有新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外部风险挑战进一步上升。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一，局部动荡冲突在某些地区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以中东地区为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后，给地区和世界带来的危害更大。国际反恐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这将是世界、也是人类长期面临的安全挑战之一。
　　其二，新型安全领域的危险有可能加剧，甚至会导致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出现大的动荡。所谓“新型安全领域”，主要指网络空间、太空以及海洋。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习近平主席今年访美时，中美已达成共识，包括联手打击黑客行动、打击网络犯罪行为等。但网络安全问题仍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新型安全威胁之一，因为人类社会对信息化依赖程度越高，那么网络安全对人类影响就越大。正因为如此，未来恐怖分子会不会把其触角深入网络空间领域？这是人类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产生的危害后果或将大于类似“9·11”事件的冲击，值得全世界警惕。
　　其三，大国之间围绕新型安全领域的争夺日益加剧，同时对地缘战略的争夺也不会放松，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背后都有大国博弈的阴影，欧洲难民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西方国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虽然未来五年大国之间发生传统军事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囿于大国插手的地缘政治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从而会导致对抗，甚至引发新的地区动荡。
　　其四，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严峻，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的新趋势。“总体稳定”不是抽象概念。这些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陆上边界问题已基本解决，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条陆地边界线已经全部划定，因陆地领土争端引发大的、影响全局的军事冲突可能性不大。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也得到了广大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也将取得重要进展，这是中国夯实周边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在进一步加大，未来5-10年，因海洋权益之争导致紧张局面、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总之，“十三五”期间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做妥协让步，以积极主动的作为维护总体稳定的安全环境、维护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管控危机不能只说不做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美国干预和介入的力度在加大。美国由后台已经站到了前台，挑衅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意味着，要落实新型大国关系和管控危机的相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美国声称“不使南海问题军事化”，但美国的一些所作所为、包括舰机进入我南沙岛礁近岸水域已经事实上使南海问题军事化。美国在南海及其周边的演习、巡逻、抵近侦察，就是在制造南海紧张局面，不仅不能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还将导致这一地区的形势进一步紧张，最终将破坏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
　　因此今后五年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关键在于美国方面践行“相互尊重”，即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履行它在台湾问题上、南海东海问题上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真正稳定，这也是中国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

中美矛盾不会缓和但仍可控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改变中国安全环境的国家。未来五年，我对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缓和，可能进一步加剧；二是虽然中美问题不断，但尚在可控范围，不会发展到军事对抗和冲突的程度。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是由两国力量对比转化所决定的，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必然矛盾。这些年，中国军力发展较快，军费投入较大，国防工业发展迅速，新型武器装备陆续试验成功，并装备部队。美方担心中国军力增长会使美国的势力范围受到挤压，中国的目标就是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而中方认为，美国强化联盟体系，加强军力部署，提出专门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理论，旨在遏制中国。
　　最近，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一份研究报告，题为《中美军事记分卡：军力、地理与变化中的均势（1996-2017）》。这份报告以台海冲突和南海冲突为假想背景，对中美军事冲突中双方空军、海军、导弹等力量的运用进行了动态模拟，对双方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和精准的计算。作战层面如此详尽的分析和计算，在美国智库公开发布的涉华军事报告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说明，中美在安全领域的交锋正在从战略层面的争论，向作战层面延伸。
　　但若就此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也是片面的，毕竟时代不同了。中美政治家对两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已有足够的警惕和认知，双方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防止中美两国陷入安全困境不能自拔，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习近平主席将这一新型关系的内涵概括为14个字，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利益重叠，又有利益冲突，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确保正能量大于负能量，两国追求合作共赢的力量大于推动两国冲突对抗的力量。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意味着两国要不断扩大合作内容，同时管控引发两国对抗冲突的矛盾和分歧。
　　去年，两国国防部达成两个谅解备忘录，其中《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旨在增进两国战略互信，《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旨在加强危机管控。长期以来，中美军舰和军机之间缺乏危机时沟通联络的渠道，新的谅解备忘录在联通频率、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确保两军之间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范来管控危机，以防偶发事件加剧两国间的战略紧张。

美国强化联盟体系对华安全影响最大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十三五”期间，周边安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亚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与挑战。其中，来自中国与海上邻国的岛礁归属争端和领海权益争端是最棘手的问题。
　　这方面，牵涉国家众多，发生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小，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中国与某个国家爆发军事冲突，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直接后果：第一，美国借机大作文章，加强美国和盟友的军事一体化，加强它们之间的情报交往。如中菲发生局部冲突，美国可借机堂而皇之地在菲律宾驻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也得益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而打断大国崛起进程的最好方式，可能就是让其进入战争，这是中国需要高度警惕的。
　　第二，冲突一旦发生，周边国家可能抱团制华。毕竟中国的体量是周边任何一个国家都忌惮的，面对强大的中国，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会自然走到一起。因此，周边危机管控也是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美国领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对中国未来安全环境的影响可能最大。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真正最有实质性内容的动作，就是将其亚太盟国推向前台，美国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松绑，借领海领土争端为盟国加油打气，都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
　　此外，美国还拉拢印度、越南。近年来，印度引进了美国“阿帕奇”直升机等先进装备。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美印10年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美国将帮助印度建造航空母舰，制造飞机发动机。美越建交不过20年，但近来也交往密切。去年10月以来，我曾3次访问五角大楼，每次都能看到越南代表团。看到绝不仅仅是巧合，说明美越军事合作也在深入发展。

构建新的亚太安全架构势在必行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面对上述挑战与隐忧，中国应当怎么办呢？我认为，首先要稳定中美关系。事实一再证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是很难建立高水平互信的。但是，面对矛盾和分歧，合理进行管控，不因局部擦枪走火而引发两国对抗冲突，却是可以做到的。军事交流非常重要，交流有助于逐渐增加互信。交流是可以是多层次的，既有高层交流进行“战略再保证”，也要有中层交流、对口交流等。中美可继续加强部队之间的演习、交流，扩大在抗震救灾、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等领域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交流，还缺乏一个平台。亚太地区多是次区域安全合作平台，比如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上合组织、东盟等，缺乏一个涵盖所有亚太国家的安全对话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中美最好是发挥建设性的而非对抗性的作用。当下，只有东盟10＋8（中美俄日韩印澳新）防长扩大会有成为类似平台的潜力。
　　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演讲中有句话给我感触很深。他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进入2.0版，目标就是构建亚太安全架构。而他所说的亚太安全架构，必须是建立在其地区同盟体系上的，双边同盟三边化、多边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构建亚太安全架构，中国应早作准备，防止被边缘化。
　　其次，中国在维权和维稳的平衡中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值得思考。淡化安全领域的争端，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平台，多打经济牌，尽可能扩大共同利益，是值得大力倡导的积极尝试。经济上、人文上紧密联系、相互依赖，有助于增进互信，互信建立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办法解决安全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