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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切莫让愤怒与仇恨中断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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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1 10:58: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切莫让愤怒与仇恨中断了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正在进行式”中。如果引用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话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且就历史的开放性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人们不能把“现代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现代化”无疑是总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历史的“特殊”部分。

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开始于近代,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正如英国定量宏观经济学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所告诉我们的,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历史发展缓慢,几乎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也有些地区在一些阶段发生过“奇迹”,例如中国的宋朝和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但类似的变化没有普遍性,更没有可持续性。促成革命性变化的是近代工业革命,因此近代之后出现了“大分岔”,一些社会因为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更多的国家则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说中国“没有历史”时,他是在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造就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则依然躺在不变的历史之中。

“理性”与人类现代化的关系

近代“大分岔”引出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思考,界定和分析各种导致现代化的要素。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化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胜利,即人类应用自己的理性来促成方方面面的变化。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是促动现代化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在于理性。这种理性先发生在经济领域,然后扩散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等几乎所有领域。

简单地说,历史的加速度变化和发展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的理性引入了历史。理性促成历史的变迁,这在今天的信息社会表现得更加清楚。

但“理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如果用“主观能动性”这个概念会更好一些。主观能动性既包含理性,也包含情绪。尽管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也是情绪的动物。从人类行为而言,理性可以促成人类塑造伟大的成就,但情绪很有可能引诱人类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些因为被情绪所诱导而进行的“伟大社会工程”往往表现为乌托邦,不仅没有促成人类的进步,反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讨论以上这些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相信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基于理性的力量。正当我们需要非常理性的时候,有趋势显示,情绪开始主导我们的行为。如何掌控我们的情绪而弘扬我们的理性至为关键,因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可持续进展的是理性,而有可能中断中国现代化的则是情绪。

被“情绪”主导的中国和世界

在今天的世界,各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如果写过无数以“年代”为书名的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n, 1917-2012)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把当今这个时代称之为“愤怒的年代”。英美发达国家因为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在愤怒,不发达国家因为持续的贫困在愤怒。

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在上一个世界,这两种主义的崛起和极端化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次,而是连续两次,给世界和人类文明造成了灾难。今天各国不断高涨的愤怒,内部的愤怒和外部的愤怒,是否会再次导向人类的大冲突甚至战争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至为关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就经济发展而言还是就反贫困而言,在所有经济体中,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但未来呢?在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或者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中国本身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更决定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否可以持续。

世界有愤怒,中国社会也有自己愤怒的地方,对内部不公的愤怒,更对外部不平的愤怒。全球化和其它一些原因也造就了内部的不公平,因此,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整顿市场、规范企业行为,为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但一些社会成员发现了机会,借此发泄愤怒。如果对社会现实的抱怨有正当理由,把愤怒变为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则是可以是促成社会变化的动力。但不当的发泄愤怒不是辨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不过,一些人的愤怒是“理性”为基础的,因为愤怒的目的是利益。以流量为大的社交媒体是始作俑者,是推手,也是利益获得者。人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社交媒体充斥着类似“XX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让XX父女跑了”等毫无底线的民粹主义情绪,人身攻击、妖魔化、诅咒、谩骂……只要能够带来流量,带来利益,什么都可以做。尽管这些和国家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但对毒化社会风气、加深社会不确定性、制造社会分裂方面有着其它方法所不能达到的有效性。

外部更为糟糕,“商业民族主义情绪”泛滥,一些人毫无节制地发泄情绪,哪管得上国家利益。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人自以为爱国主义的表述,但处处被自己所仇恨的人牵着走,处处被人所利用,反过来损害国家利益。

人们有一万个理由对美国表示愤怒甚至仇恨——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自特朗普以来,美国和中国作对,妖魔化中国,围堵中国。更为荒唐的是,美国把所有的责任,即使是国内治理(例如新冠疫情控制)问题都推给中国。特朗普是这样,现在的拜登也是这样。在对付中国方面,拜登政府界定了“四个领域”和“三个抓手”。“四个领域”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三个抓手”即内部建设、同盟关系和中美双边关系。但即使是“内部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再工业化、技术升级等)也都拿中国来论证其合理性。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此也持批评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认为美国不思自己的过错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是完全不对的。也有前官员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内部(特朗普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在美国崛起?这是人们可以争论的,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历史上大众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没有关联,例如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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