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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日本拒不拜德国为师的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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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4 22:0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揭日本拒不拜德国为师的三大原因


“人原来是健忘的,同样一个人在短短时间内竟然变幻出两个面目,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痛苦中生存下去吧。”这是巴金对忘却进行的描述和分析,也许用在日本对战后的反省态度上比较合适,除了“痛苦”二字,因为他们对此并无痛苦感觉。

在日本,“一切付诸流水”被视为美德,他们可以从咒骂“鬼畜英美”,经天皇一声宣布“战争结束”的引导,便来个讴歌西方自由和民主主义的180度华丽转身。所以,当1971年昭和天皇访问欧洲,在荷兰被扔石块,在英国亲手所植树木遭到砍伐后,日本民众的第一反应是诧异,认为“战争结束已经26年,怎么还有如此记恨深重的思想作祟”。而欧洲也对日本的遗忘心态震惊不已,区区12年光阴,德国为战争罪行的深刻悔过几至喋喋不休,同时严厉追究纳粹罪犯。岸信介这样的日本战犯,却已能摇身一变,成为一国首脑的现象简直不可理喻。

因此,前些天作为时隔7年造访日本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首脑会谈中,敦促日本对战争忏悔的态度应该取经德国的言论,得到的是安倍晋三首相无言以对的尴尬场景,这成了事后各大媒体争相刊载的影像,同为二战发起国家,在战后70年,谢罪立场上依然存在的鲜明不同,成了当下国际议论的焦点之一。


默克尔访日委婉劝诫安倍“反省历史”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默克尔的态度不过是贯彻了德国的一贯做法,如同沿着轨道行进的列车,任何偏离等同于制造出轨事故,所以在她看来,丝毫没有不妥之处。以中韩为首的外界媒体,给予默克尔总理的褒奖也一如历史惯例,而抨击安倍首相的沉默,是怯懦和心虚,是对战争罪行的明知而无视。一贯以政治态度清晰而且强硬的安倍晋三,真是如外界批评的心态吗?当然,也用“忘却”来怀疑他是听到后出于意表的愕然,只能是对政治的无知。援引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或者在野的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大致相同的表态,即日德两国存在诸多不同,德国不该用纳粹和战时日本军队简单类比,以及自身与邻国的相处方法,来要求日本亦步亦趋,安倍晋三无疑是这番观点的背后支持者,因此他的沉默以对,既不是虚以委蛇,也绝非惊诧后的无以措辞,而是完全不能苟同的意见向左。

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引导行动

日德两国决然不同的反省态度,与民族性格和传统习惯也密切相关。

德意志民族理性细致,严肃内敛,这种性格成就了丰硕的哲学思想成果,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另外,德国人认为国家是国民的,政府可以改变,因此否定一届政府并不会因此而否定国家。

德国人的社会组织从中世纪起就是邻里自治、行业自治与城邦自治,继而变化成地球上最早的社会福利,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人的福利,这些福利又必须通过经济来保证,少有因政治原则而不做生意。这在战后他们为了尽快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而全力迎合美苏,以及英法的要求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则有很大不同。

他们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日本著名学者陈舜臣曾经分析说,由于日本良好安全的自然环境,遇到偶尔的水患、台风、甚至地震,躲到其他地方就可以免受其害,所以日本人自古不曾盲目尊奉神灵,没有顶礼膜拜的英雄领袖,自然也就缺少了精神负担,没有的深入思考的动力。


自然环境深刻影响日本人性格


其次,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古代学中国,甚至最能拿得出手的文物都是中国的。清朝文人黄遵宪就曾经赋诗赞美说日本保存中国文物“论语皇疏久代薪,海神呵护尚如新”。作为文物,它们也许价值连城,但是作为一国文化,却让日本人无以骄傲,但是这使得他们从来没有背负历史包袱的心理,不必有中国西化时的畏首畏尾、因循守旧。因而到了近代,开始轻松的心态摒弃故旧思维,锐意效法英美列强,强大到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一回,也使得他不愿轻易否定这段“辉煌”。

骄傲的胜者为王思维。日本在主动发动进攻的中国从未真正身处军事劣势、韩国、台湾,还有东南亚各国更是稳稳攥在手中的殖民地,只是盲目的战略冒进,最终被底力远远超过他的美国击败。所以,日本对美国贴服敬畏,而且需要他的军事保护,可以表现出唯命是从,却绝不肯轻易在他从未服输的中韩面前低头。

武士道精神。崇尚武力,绝不屈服是武士道精神的标签。丰臣秀吉时代在日本经商的明朝人许仪后,曾在其《报国书》中描述日本人性格是“以病终为耻,以战死为荣”。清末学者梁启超在避难日本其间,看到出征的日本士兵收到的赠旗上写有“祈战死”后,颇感震惊。可见一个轻视生命、尚武的民族,有着无论如何不肯轻易言败的心性。

周边环境带出结果相反的影响

历史上,作为欧洲的中原国家,缺席了大航海时代的德国人没见过世面,在先行发达的国家夹缝间做各种手工业与生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迟缓落后,造成了德国人自卑排外,心胸狭隘,敌视他国的处世风格。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中说“他要为德国人民争取生存空间,”并最终引发了疯狂的战争。战后德国的地理环境当然没有改变,但是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融入西欧先进国家的发展趋势。当然,西欧各国不论历史、文化传统,还是从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都有非常协调的同一性和相互融合可能。长久以来,正是欧洲同一的思想,促成了战后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一切都是促使德国得以成功转型的有利因素,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当今欧盟中执牛耳的主导地位。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反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德国取得了发动战争时谋求的国际地位。

日本则完全不同。他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性特点,没有同化和融合的契机,更没有这种意愿,所以中国外交辞令中,频繁使用“求同存异”一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岛国民族的排外心理,过往的战争历史,令日本在中韩等国家之间显得尤为孤立,进一步使得日本不愿意否定自我以迎合他人。

不仅如此,中日韩在地域的政治经济上进行着全方位的明争暗斗,谁都希望成为东亚霸主。安倍晋三的智囊团就提出复兴日本,要让21世纪的亚洲,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必须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格局。

可见,日德的战后反思的态度都具有一贯性,虽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却因为早在战后复苏的萌芽阶段,由美国主导嫁接了性质相反的枝干,以及社会、历史、民族等复杂的原因,如今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没有“求同存异”的余地。因此,默克尔总理在日本接连发表的劝导说辞,在日本,不论政界还是民间,恐怕都会给出“想当然耳”和“一厢情愿”的评价。

欧亚不同的罪行清算谋虑衍生迥异结果

二战结束时,遭受重创的英法等国决不允许自己再犯与一战后抑制德国军力不利的错误,而已经一跃真正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也有着同样诉求。参与纽伦堡审判的法官就宣称,德国的纳粹政权虽已崩溃,但纳粹思想绝非朝夕可以消散,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幡然醒悟。此外,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消失在人海中,仍具有非常大伺机东山再起的隐患。甚至纳粹的精神遗毒、民族主义思维也清晰地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德国民众内心深处。再有,德国士兵普遍认为,参与战争只是其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绝非犯罪行为。等等这些观念,可以看到盟国对德国的忌惮至深,正因为如此,对德国的严格管控在很长的时间里得到贯彻。加之冷战开启后,分裂德国在当地形成美苏军事对峙,都使得德国不得不仰美英法苏鼻息而战战兢兢地探索生存之道,更是为了时刻缓解周边、尤其英法的仇恨心理,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表露战争反省心态。

纳粹德国被盟国彻底击溃,并任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肢解后分别占领统治,其法西斯国家机器全部遭到摧毁。1949年割裂出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其新政权已经与过去的法西斯政权没有丝毫的继承关系,参加政权的人,反而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盟国认可,过去参与了反对纳粹暴政或遭受纳粹迫害的人。这多少赋予了新政权类似中国的改朝换代内涵,因此,新生德国不仅彻底否定前朝的侵略行径,一如清算前代残余势力般,雷厉风行地追究法西斯战争罪犯责任。

反观日本,狡猾的日本政府在盟军还未进入日本本土时就及时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使得其旧有的国家机器没有被彻底摧毁。

虽然类似欧洲的审判在远东法庭进行了,处置战犯的行动略显草率,其中,若不是几近孤军奋战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罪孽深重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甚至不会出现在死刑名单中。之后,美国首先不会允许西方其他国家的势力触角延伸到东亚,其次,因为出于在这个地区对抗中苏朝等共产主义势力的考虑,迫不及待地扶持日本原有政治残余为他建立反共堡垒出工出力,直接为日本右翼复活铺平了道路,也让日本民众从战争加害方的罪恶感中完全解脱出来。

而对日本有着切齿仇恨的中国和朝鲜,当时积贫积弱的前者在国际社会中难有话语权,更在内战炮火的自我消耗中无暇他顾。而朝鲜则更不具有任何左右世界政局的实力,何况还不幸遭到了类似德国的分裂命运捉弄。

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同时,扶持的旧有政治势力相继担任了日本首相,这其中就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一个时刻梦想恢复强权日本的顽固右翼。

观察人士认为,不重构决定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二战战后秩序,就要求日本反省历史无异于缘木求鱼。


(岳一忱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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