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评邓拓之死 毛泽东要报“一剑之仇”
胡绩伟评邓拓之死 毛泽东要报“一剑之仇”
邓拓在大跃进时已经察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十几篇社论有三篇是谈论群众路线的。虽然他文章中的讽刺与幽默，都是肺腑之言，娓娓动听，没有一句挖苦漫骂的话，更没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这些内容符合中央文件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然而毛泽东对于真正批评他的人是记仇的，他是非报这“一剑之仇”不可。本文摘自《胡绩伟自述》，作者胡绩伟，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
胡绩伟晚年在家中留影（图源：炎黄春秋）
1966年5月5日，秘书室打电话来，说吴冷西叫我立即回报社，并派车来接我。当天，我回到报社。
这时候，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已经令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我对毛泽东批什么“帝王将相部”、“裴多菲俱乐部”比较敏感，觉得又要整知识分子了。而对于因“四清”方针的分歧，毛要整刘少奇，直到批“二月提纲”，批北京市委，揭发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我才感到形势更为严峻。
我被叫回报社的直接原因，是因为5月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了一些删节。康生为此大发雷霆，说这篇社论是毛主席看过的，人民日报胆大包天，竟敢随便删节，指令要《人民日报》重登一次，把删节的地方用黑体字标出来，还要在报上公开检讨。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他老人家说，这样就使中央党报太丢脸了，不要重登了，才算了结。
这次删节是代替我管理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陈浚指定主持夜班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李庄和第一版主编删节的。受到批评以后，陈浚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李庄头上。我回社恢复了常务副总编辑的职务后，弄清了事实，主持了正义，批评了陈浚，保护了李庄。以后的事实证明，吴冷西还是保护了陈浚，反而调动了李庄的工作，说是“正常调动”，实际上是降级使用。
吴冷西参加“九评”写作时，陈浚曾作他的助手，受到吴冷西的赏识。我在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越叫越火，思想上产生了消极情绪。陈浚本来是副总编辑里的后排人物，凭借吴的力量，尽力在向上爬。而我偏偏想退坡，于是顺水推舟，主动要求下乡搞“四清”，给陈浚高升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的提议，吴冷西也高兴，这样，陈浚作了常务副总编辑。删节军报社论的事件发生以后，我又官复原职，可是根本无法干下去。
邓拓以死抗争，维护革命者的尊严
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通篇文章使用了漫骂和恐吓的语言，一上来就诬蔑邓拓“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的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诬蔑《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在姚文元一伙的文章里，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诬指为“有政治目的的”、“语带双关”的“反革命黑话”。紧接着传来邓拓吃安眠药自杀的消息，这对于我真是睛天霹雳，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痛苦。
我含着眼泪把他的近作找出来重读了一遍。那时还没有出版他的选集，只能从报社资料室借来一套他近年发表文章的剪报，主要是《前线》杂志的十几篇社论和北京报纸上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越读越使我感到他的确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文章直接联系当前实际、直接针贬时弊的内容也少，真正政治性的文章也很少，绝大多数是广征博引古今中外著作的知识性很强的杂文。只能说他的文章含义很深，迂回曲折，发人深思，引导人正确认识社会，臧否时局举措，有利于在新社会做事为人。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拓对当时出现的那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危害群众根本利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一定的察觉。他的十几篇社论有三篇是谈论群众路线的。1958年12月10日，他为《前线》第二期撰写的社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一文中就尖锐指出：由于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有一部分干部又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想到哪里就一定能够做到哪里，违反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又慢慢抬头了。有的干部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实行群众路线，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往往用简单命令以及其他粗暴的方式行事。这是我们目前必须设法防止的危险倾向。”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的确很少见的。
他的《燕山夜话》的基本思想是提倡科学精神，提倡实事求是，鼓励人们充实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境界。《燕山夜话》中有少数文章专门谈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问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下，邓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等左倾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当时，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少，内容也同一般的时评政论不同，而是引用大量历史材料，摆事实，讲道理，谆谆善诱，启发人纠正错误，弃恶向善，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很给看出有什么影射。记得1961年《前线》21期发表他的《伟大的空话》时，有的朋友看到目录，还没有看到文章就对我说：“老邓这篇文章可能是影射毛老人家爱说大话。”我赶紧把文章找来读了，并未感到有一点影射的意思和任何影射的词句。几天以后，我去看邓拓，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轻轻地一笑，对我说：“文章就是那样写的，怎么会有什么影射呢？”
邓拓文章中的讽刺与幽默，都是肺腑之言，娓娓动听，没有一句挖苦漫骂的话，更没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正如周扬同志在《邓拓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风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我读了邓拓作品以后，使我比较大彻大悟的是，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要革掉的是整个中国的优秀文化。毛泽东那样忌恨邓拓，早就下决心要“革他的命”，就是因为邓拓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整治知识分子，他的理论根据是：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总要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难道毛泽东就不是知识分子吗？为什么他把自己划到知识分子范畴之外了呢？
邓拓在绝命书中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按一般常情来说，因为知识分子比较广见博闻，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又敢于提出意见，有些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带有根本性的意见。不管毛泽东口头上怎样说欢迎批评，也不管中央文件一再规定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毛泽东对于真正批评过他的人是记仇的，他是非报这“一剑之仇”不可。“文革”一开始之所以拿邓拓开刀，是因为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触怒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第二，邓拓对文化界、艺术界的败类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底细，早就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江青一伙要先将他置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1937年10月，邓拓进入晋察晋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主持省委报刊工作和宣传工作，到1948年9月，华北局的《人民日报》在北平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时，邓拓同志就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邓拓同志同华北局、刘少奇、聂荣臻、彭真等领导同志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毛泽东把邓拓调离人民日报以后，邓拓又参加了北京市委和华北局的领导工作。彭真既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同时又是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拉出吴晗、瘳沫沙、邓拓这三个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开刀，是想由此砸烂北京市委，拉出常务书记彭真，目的是为了最后摧毁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司令部。”
诬蔑邓拓同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更是无稽之谈。抗战一周年时，晋察冀日报以七七出版社名义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从此以后，毛主席的每篇文章发表，邓拓都要编印一本小册子。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同志任主编，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本选集是在当年阜平县马兰村属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坡山村的小印刷厂排印的。从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了六卷本，全部印刷装订完毕，送到读者手中，只用了半年时间。选集初版印了4000套，其中有100套精装本，红、蓝色的缎子书皮，上面烫着金黄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全书从排字、印刷、校对、装订……每个环节都极其精心，凝聚了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血。
邓拓主编的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不少地区都以此为蓝本，相继出版毛选，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令人深感痛心的是，在邓拓同志的绝命书中，仍然充满着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对毛主席的忠诚热爱之情。他在绝命书的结尾中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看来，他当时还没有认识和觉悟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置他于死地的一场大阴谋，而他仍然忠诚地呼喊着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中国知识分子的呆气和傻气 ，怎能不令人刻骨铭心！
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这时，我才慢慢体会到，毛老人家一再四处游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把处在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视为两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并诬陷以他们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最大的走资派，一方面派江青到上海，通过《文汇报》发起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一方面让康生通过《解放军报》出《人民日报》的洋相，发起两路进攻。这时，吴冷西也不理解毛的意图，还一股劲地跟着彭真、邓小平转，参加《二月提纲》的起草，尽力想挽救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当然只能处处碰壁。
这时，吴冷西已经成为绊脚石。毛主席决定派出“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由陈伯达率领，于5月31日进驻人民日报社。
记得派工作组时，总书记邓小平曾召集北京各大报、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到怀仁堂去谈话。根据我当时的笔记，邓说：“人民日报问题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人民日报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又说：“吴冷西应该振作精神，好好抓工作。”“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在这个会上，陈伯达的调子就不同了，他大骂人民日报跟不上形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他说：“工作组要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他还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筋，还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可见，当时邓小平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正意图。
陈伯达工作组一进报社就宣布：“工作组到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马上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夺了吴冷西的权。陈伯达还笑着说：“工作组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对陈伯达说的话。）我回社传达邓小平怀仁堂讲话时，也只能证明我死保吴冷西，我的“灰尘”也将同吴冷西一起被扫掉。
陈伯达完全控制人民日报后，一连发表了几篇轰动全国的社论。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4日：《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5日：《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6月8日：《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这些社论煽动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我是一个头脑迟钝、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中央并没有明令撤吴冷西的总编辑职务，小平同志在怀仁堂的讲话中，还要他“好好抓工作”，我继续保吴冷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仍然说：“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我这番讲话，受到工作组的严厉批评，批我还捧吴冷西是“舵手”，头脑实在太“反动”。
新闻界的滑稽戏“六一一”事件
恰好这时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六一一事件”，工作组说我“故意给工作组脸上抹黑”，一下就把我列入“牛鬼蛇神”来批斗。
什么是“六一一事件”？原来在6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刊登了北京永定门机械厂的工人李锦德的两幅速写画，有位工人打来电话，说这两幅画反动。工作组也批这两幅画反动。他们认为这两幅画反动的理由有三点：一是一幅画中22位工人在开批判会，中间放着一个写有毛主席的语录的黑板，这不是在批语录吗？二是另一幅画上画着墙上挂了一幅大标语，硬说“人家标语原来是红的，可印出来都是黑的，这不是故意把红标语说成是黑话了吗？”三是为什么故意把一幅标语分成两段，这不是故意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拦腰砍断了？”当时，我还在主持夜班版面编辑工作，工作组批判我这样是有意和工作组为难，给工作组脸上抹黑！
在批斗我的会上，我作过辩解，可是参加会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批我，骂我，喊口号打倒我。记得当时我说：第一，大家围着毛主席的语录牌开批判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说是批毛主席语录；第二，当时报社没有套红设备，一切红的字和画，在照像制版后印出来都是黑的，报上常把毛主席的话排成黑体字，是为了重视，引人注意，怎么能说这是把主席的话印成黑话了呢？第三，这是作者的原画，从创作来说，作者把口号的字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下就写成两行，是为了突出口号，不能说这就是什么“腰斩”。会议上你骂我嚷，乱喊乱叫。我也执拗，硬是把我的意见说完。大家又骂一通，“勒令胡绩伟继续检讨”，才算了事。
当时，发生在新闻界的这类大笑话，并不少见。从人民日报来说，无独有偶，偏偏又发生在陈伯达工作组任命的新的“代理总编辑”唐平铸（原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身上。记不得具体日期是哪一天，在一篇文章中有一句“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工厂一位女排字工把“万”字排成“无”字，几个校对和夜班编辑部都没有校出来，结果这句话成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无寿无疆”。这还了得！“革命群众”马上把唐平铸揪出来批斗了一通，责骂他“故意侮辱伟大领袖”。请看，毛主席派的陈伯达工作组竟然也侮辱毛主席，多么滑稽啊！会后立即将已经印出来的报纸通通作废，重新印刷，那个女工受到处分，几个月不让她上班。
这段时间，这种奇奇怪怪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事不断发生。就在我曾经工作多年的陕西日报社，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编辑丁济沧揪出来打成反革命，新任命了一位革命派的总编辑，可是偏偏在那位总编辑上任不久的1966年8月24日的报上，第一版登了一张毛主席的照片，第二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革命群众把报纸放在阳光下或灯光下一照，那个“纸老虎”三个字，恰恰排在毛主席的脸上。于是“造反派”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包围陕西日报社，把那位新上任的革命派总编辑也拉出来批斗了一通。
这时，我真是被弄得昏头涨脑。革命了三十年的老干部，实在不懂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什么“命”？街上破四旧更热闹，我原来的发式是蓄的背头，革命群众说这是资产阶级，只能剪成寸头。我们院里女同志穿的高跟鞋一律砸烂，花衣服更不能穿，封、资、修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律查抄销毁，红卫兵们可以任意闯入家里来砸“四旧”，人身自由、家庭安全被“红五类”随意破坏，一切都处于无法无天的“造反”之中。
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天天对我们走资派下勒令。食堂里贴着：“勒令走资派只准吃窝头咸菜！”办公大楼门口贴着“勒令走资派马上交出好衣服、皮鞋、收音机、照相机！”我只得冒着倾盆大雨回家，把出国时穿的衣服，包括我妻子胡一哉访问印度时穿的丝绸衣服，统统都交了出来。
“勒令走资派参加清洁队，打扫清洁卫生。”我就成了清洁工。我这人无论干什么都是一丝不苟。我负责打扫的二楼厕所，把多年积留下来的尿碱擦得干干净净。我想，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革命”！
我成了挨斗的第一号走资派
报社第一次开全社的斗争大会，大约是在8月24日下午。这时，吴冷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我是第一个上全社斗争大会被批斗的第一号走资派。会前，造反派们押着我们几个走资派去“游楼”。他们给我戴一顶黑纸做的高帽子，手里拿一个涂满墨汁的铜盆，叫我一边走一边敲打铜盆，一边喊着：“我是走资派！”我心里十分愤慨，又觉得荒唐可笑，索性像演滑稽戏似的闹吧！我见楼道里的人很少，大家不敢出来看，就把一个一个办公室的门打开，专门对着我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大喊：“我是走资派！”老同事们目瞪口呆。游楼快游到大礼堂时，拥来了一大群社外来的红卫兵，对我们拳打脚踢。幸亏报社印刷厂的几位工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说要把我们送到斗争会上去，如果打坏了，参加不成批斗会，他们负不了责任。实际上是他们奉主席团命令，对我们进行了保护。结果工人同志们挨的拳打脚踢比我多得多。
到了会场，以我为首的报社一群走资派（编委会主要成员）十来个，都揪到台上，跪在台子前缘一大排。看押我们的红卫兵，不仅把我们的头尽量往下压，要打要踢完全自由。天哪，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这样野蛮的斗争会，又吵又闹，又骂又打，开完会下来，已经到夜里十点了。我头昏眼花，腰酸腿疼，全身到处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我们的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就是在这次斗争会开完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跳进河里自尽了。
紧接着，就把我们扫地出门，赶出了“黑窝”。我从煤渣胡同的宿舍搬到天桥宿舍。从八间房的四合院赶到一间十平米的小房。原来同我住在一起的姐姐和我的女儿，被赶到我的外甥女家里。使我最痛心的是我那十几个书柜的书，在我苦苦哀求下，只准我装了一小箱子书带走，其余的书被乱翻乱踩，抛撒满地，据外面传来的消息，很多单位更是搞得天翻地覆，人民日报还算文明得多。
这时，外单位常有一些批斗会要人民日报的走资派去陪斗，我也只能充作吴冷西的代理人，参加过彭真、胡乔木、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的批斗会。以后斗刘少奇的大会，我也去陪斗过。挨斗最痛苦的是“坐喷气式飞机”，弯着九十度以上的腰，两只胳膊被人揪着，反剪在背后，时间一久，腰痛的实在受不了。我于是来一个“创造发明”，凡是在他们喊口号时，我也挺起腰来，举手高叫。他们喊“打倒胡绩伟”，我也喊“打倒胡绩伟”。这个办法还算有效，至少可以直一直腰，让弯腰的痛苦缓一缓，松一松。
“文革”一开始，说邓拓是反革命，我想不通，以后反革命越来越多，连彭真、罗瑞卿也是反革命，我就暗中好笑了，心想，肯定这是搞错了！一定搞不长。
开始说我是走资派，我想不通；说我是官僚主义，我觉得还有道理，反正这些年我确实是“埋头拉车”，没有“抬头看路”，相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要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我觉得也有点道理。这时，让我到报社印刷厂装订车间去劳动改造，我觉得也大有好处。
劳动使我健壮，工人保护了我的安全
我在装订车间从学用手工叠页子到用机器叠，很快成为相当熟练的工人。工人是八点上班，我七点就到，先把车间和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工人背后称赞我干的不错。中午休息时间，我用两张报纸铺在地上，自己睡在上面。从下往上看，那些机器被我擦得锃亮，自己也感到很不错。我们车间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赵风华和一些造反派，对我的劳动态度认真、劳动质量优良都很满意。所以凡是要拉我出去批斗时，他们都要派人保护我，总是劝说别的造反派不要打我。有一次报社造反派搞了一个“走资派”的大牌子，勒令我一定要挂上。我说挂上妨碍劳动，他们也同意劳动时不挂牌子，可是下班回家时必须挂上，我死活不干。我说，走在路上，人家见我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还不把我打死。我就赖在车间不走，宁愿不回家，也不在上下班的路上挂牌子。车间革委会经过几番交涉，才同意让我不挂牌子回家。
我的妻子胡一哉在北京市轻工业局作党委书记兼局长。开初批斗她还肯让她回家。听到邓拓自杀的消息后，我俩都很伤心，我们俩人约定好，一定不要自杀。我们住在三楼，有一次我站在窗台上擦玻璃，她硬是要用一根粗绳子拴在我腰上，另一头拉在她手里，怕我一狠心跳下去。
以后，轻工业局的造反派把胡一哉关在地下室里，两天都不让回家，我只好带上她的换洗衣服去探望她。我走进那个地下室，使我大吃一惊，真像进了地狱一般，灯光暗淡，阴森森的。原来那里是一个地下洗浴室，他们把她关在一间女洗澡间里。在一张小木板床上，几个看管她的人一边打扑克，一边抽烟。其中一个女的，披着一件棉大衣，嘴里叼着纸烟，流里流气，她不让我见胡一哉，只答应转交衣服。她见我还买了一小包饼干和一小包糖，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把我大骂一顿，说：“你们这些走资派，公然还敢吃饼干糖果，真是忘不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把我也关在一小间男洗澡间里，要叫报社革委会来人领我回去。我一下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了黑社会“拆白党”的圈套里，赶快什么话也不说。经过印刷厂革委会的交涉，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什么“文化大革命”，搞的这样恐怖！我原以为像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革命，至多轰过三几个月就会收场了，谁知越搞越火，林彪要刮“十二级台风”，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全面内战”，各地已经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报社各派“革命组织”都在拉我们这些走资派去作斗争的筹码，有几位同事悄悄告诉我，千万不要卷进去，一个组织也不要参加，不然就麻烦了。我索性来一个装糊涂，什么也不说，什么大字报也不写，只是埋头劳动，老老实实地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会。这期间，大概八九个月中，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的领导同志都一一打倒，各省市党委都被造反派夺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夺权成功，人民日报就发表一篇庆祝社论，都夺了权，全国才由“一片黑”变成“一片红”，才从“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变成“无产阶级的红线专政”。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打倒，我也就越来越莫名其妙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那种密切注意时局动向的老习惯。每天，我总要大体上看看贴满楼道的新大字报，下班时总要买一些各派组织出版的小报，回到家还要看看报上的社论和其他大块文章，越看越感到整个报纸的文风已经越来越堕落败坏。所有这些文章，都继承和发扬了“九评”的“光荣传统”，塞满了“黑体字”，都是马恩列和毛泽东的引语，文章都是从语录来到语录去。到了1968年9月1日纪念记者节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精心策划、多次修改而成的。这是他们篡夺舆论大权的总纲领，是一篇语录新闻学的典型。文章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诬蔑彭陆罗杨的是刘少奇的“狐群狗党”，谩骂邓拓、吴冷西、梅益（中央广播电台台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中国的赫鲁晓夫把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各新闻单位，占领了无产阶级的新闻阵地。”
1986年，我担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期间，为了正本清源，拔乱反正，组织新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选编了一本《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一书，我为这本书写了后记《评“语录新闻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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