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破解亨利·基辛格的“读心术”

行者

尼尔·弗格森：破解亨利·基辛格的“读心术”


核心提示：这种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天生的智力自信，但同时也基于基辛格对谈判对手的理解能力。

尼尔·弗格森，共撰写了包括《战争的悲悯》《罗斯柴尔德家族》《帝国》《文明》《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在内的15部著作，其中《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荣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阿瑟·罗斯奖。

2008年，根据其作品改编的PBS系列纪录片《货币崛起》荣获国际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2011年，其电影公司推出的首部长篇纪录片《基辛格》荣获纽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弗格森荣获的其他众多奖项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共服务奖（2010年）、哈耶克终身成就奖（2012年）、路德维希·艾哈德经济新闻奖（2013年）。

除了每星期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撰写专栏，他还创办了Greenmantle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总经理，还是艾弗里资产管理公司Affiliated Managers Group的董事。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于2015年9月出版了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传记，日前，这本书的中文版面市，取名《基辛格》，中英文版的副标题均为“理想主义者：1923-1968”。

确实，在弗格森笔下，基辛格的前半生深受康德式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的基辛格有幸结识了弗里茨·克雷默、威廉·艾略特、麦乔治·邦迪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四位良师。而在书的结尾，基辛格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被尼克松政府任命，到达权力的巅峰。

弗格森教授在今年1月在美国出版的新书《广场与高塔》中认为，基辛格的崛起之路是“惊人”的，同时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的成功、名气不仅是由于其睿智和刚毅的性格，还由于他非常善于建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

对于中国人来说，基辛格有一件最了不起的外交成就：1971年，他秘密访华，为次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铺垫，中美关系得以“破冰”。

4月27日上午，弗格森来京期间接受了参考文化专访，以下为采访摘要：

士兵生涯塑造了基辛格

参考文化：基辛格的童年如何影响他的人生？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一直说，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或纳粹统治下受到创伤的犹太人。因为他离开德国的时候才15岁，在政治上还不成熟。

但我发现有证据表明，有人反驳说：他准确意识到了犹太团体在纳粹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在分析他的发展时，不能排除早年间的这些经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15岁时就被迫离开你的国家，受尽威胁，见证压迫者对你父母的暴力行为。（你会变成什么样？）

基于这些，在个人的塑造方面，他后来的士兵角色比作为孩子的角色更重要。他在美国军队中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成长方向，使他成为我们所知道的亨利·基辛格。

Q：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解释一下这点？

A：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他离开德国六年后，作为一名美国士兵回到德国，真的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了。他作为一名士兵对抗纳粹的经历简直是太棒了。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在写给他父母的信中讲到那段经历。

第二，在军队里他认识了弗里茨·克雷默，克雷默也是一位从纳粹魔爪下逃脱的难民，他是基辛格历史和哲学教育的启蒙导师。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不认为基辛格的脑子会自己思考历史，但是克雷默成为他的灵魂伴侣，鼓励他去思考历史。克雷默还告诉他，战争结束后，“不要去城市大学！去哈佛！”所以我认为，克雷默对基辛格人生方向的改变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此后，克雷默继续成为基辛格的精神导师，影响着他。这段关系是基辛格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所以，我会说，真正塑造基辛格的时期是战争年代和他作为士兵的那几年。


资料图片：二战期间，士兵基辛格（右一）跟战友、德国儿童在一起。（图片来自斯蒂夫奥斯丁州立大学官网）

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

Q：你为何称基辛格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A：当然，基辛格更倾向于被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倡导美国现实政治的自治主义者，像尼克松和福特那样，但在基辛格生命的早些年，他明显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这是出于这两层含义：第一，他是一个哲学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 ，他对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研究。第二，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冒着战争的风险，美国也应该抵抗苏联侵略，比如在柏林问题上。所以我在想，他在政治方面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他和汉斯·摩根索关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本网注）和越南问题的争论。

1967年，基辛格也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局限性。他关于这部分的研究论文像碎片一样，散落在他未出版的书里。这揭示了他思想的转折点。因为他渐渐发现，如果没有现实政治，没有俾斯麦的政治巧思，不可能把美国从越南问题的一团乱麻中解救出来。所以当基辛格和尼克松会晤讨论关于工作和管理的可能性时，他已经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了。他开始明白，在他的策略中需要利用俾斯麦政治，才能达到目标。

Q：你曾经说过人们误会了基辛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描述他？

A：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辛格都受到了颇具敌意的批评，这种认为他是一个战争罪犯的“左派”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基辛格是一个战争罪犯，那么1945年以后所有的美国国务卿都是战争罪犯了，如果这样的话，国务卿的任期也就失去了意义。《基辛格》这本书的第二卷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去普遍地审判美国国务卿和政治家。

此外，你不能用哈佛学者的标准去审判国务卿。基辛格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外交政治战略总是在邪恶势力之间做抉择，并没有柔和的选择。很多学者并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没有做过真正艰难的抉择。所以结果就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很多人都像得了失忆症：忘记了冷战的本来面目。我们太容易假定冷战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出的任何外交抉择都要基于冷战语境。

如果你身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白宫，你将在诸如中东、拉丁美洲这些地区面对来自苏联的多重挑战：世界并不会按美国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从这方面去了解基辛格。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职位。1968年之后的部分时间里，这都归功于基辛格巧妙的策略。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真正起源

Q：你能否总结下1923年至1968年间基辛格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观点？

A：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他根本没想过亚洲的问题，他都专注于研究欧洲或者有关苏联的战略问题。尽管他在20世纪50年代也研究过朝鲜问题，但基辛格并不是亚洲问题的专家。然而，也有例外。我在这本书里也展现了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真正起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基辛格结识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的情报活动前头目、时任该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宁·施奈达雷克，后者告诉他，中美要就反对苏联达成一项外交协议，一开始，基辛格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但是施奈达雷克认为中美最终将达成协议。

同时，尼克松也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尼克松在他的第一篇论文里讨论了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新发现。我想在第二卷书里展现的是基辛格是如何从内部战略逐渐有效地控制外交进程：他从巴基斯坦飞到中国，开始中美谈判。尼克松把那个位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网注）让给他并非无法避免。显然，时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本应该那样做。但基辛格说服尼克松给他这份工作，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第二卷书的中心内容。唯一的挑战是（能否获得）来自中国的资料，但这不会对成书的走向有改变。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周恩来总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参加会见。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Q：对第二卷涉及中国的部分，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A：第二卷书肯定有很多新材料，特别是我们对不同的欧洲国家和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得更多了。例如，法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我有新的故事要讲。

Q：你提到基辛格要求尼克松给他这个艰巨的任务，以建立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基辛格似乎有一种建立人脉的独特能力。

A：首先，基辛格明白他和尼克松的战略发展和策略使用的关系。在给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的同时，也试图从越南手中“解救”美国。我认为这是为了理解尼克松希望实现的目标。

其次，我认为你是对的：基辛格有信心可以与周恩来建立一种私人关系，尽管基辛格对中国缺乏专业知识。这种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天生的智力自信，但同时也基于基辛格对谈判对手的理解能力。

基辛格的强大之处在于，他能看到世界有利的一面——这也许是因为他是外来文化的移民。基辛格有着非凡的才能——读心术。读心术是挺玄的，尤其是在需要跨越文化障碍时。基辛格可以利用历史学和心理学去做到：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非正式外交场合上发展了这项技巧，到1971年，他这种能力依旧修炼到可以进入任意一个跟他谈判的人的脑子里。这是一种只有他可以使用的技能。

与基辛格保持距离

Q：你和基辛格的私人关系如何？

A：我想如果我离他太近了，好多事情反而成不了，所以我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交流的时候，我更依赖于写信和打电话。他也不用电子邮件。我不后悔这么做。亨利是电话的忠实用户，他喜欢给人打电话。我想，如果我每周都给他打电话，好像也不行。我们大概每年见面四次，但我真的避免使用手机。不像他，我讨厌电话。

Q：你如何应对写作的压力？他告诉过你删掉关于他婚姻的部分？

A：我们有一个协议：关于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信件，我只可以引用他许可的部分。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离婚的人，我也不确定我愿意这些信件或电子邮件被公开。他只要求我从他写给第一任妻子的信中删除几句话。我同意这一点，毕竟那是他的生活。（文/陈雪莲 孙之冰）

作者：本报记者 陈雪莲 孙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