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翻案？学者激辩反思朱镕基政治遗产

行者

郎顾之争翻案？学者激辩反思朱镕基政治遗产


朱镕基主导了中国上一轮“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

近日，有着“国企产权改革第一案”之称的“顾雏军案”再度刷屏中国网络，从而引发关于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新一轮大讨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其任内进行了前所未有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朱镕基卸任次年的2004年爆发的“郎顾之争”，瞬间翻转了此前朱镕基铺设的改革轨道。13年来，对于朱时代这一政治遗产的持续深入反思，势将深刻影响中国下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在顾雏军出狱五年之后的2017年12月2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其中，就包括13年前著名的顾雏军案。顾雏军案进入重审程序，重审结果最迟至2018年6月就会出来。2018年新年第一天，顾雏军接受媒体采访时十分笃定地说，这个案子只要一旦再审，就一定会翻过来。他强调，起诉他的三项罪名将完全被推翻，“不可能有一点点残留”。提起“郎顾之争”的另一主角经济学者郎咸平，顾雏军说他是恨的。

从“郎顾之争”到顾雏军案

在朱镕基荣休并将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权杖交给温家宝一年之后，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炮轰顾雏军，指其用“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时为格林柯尔系创始人、科龙电器董事长。

郎咸平和其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襄轴4家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1美元约合0.145元人民币），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其“巧取豪夺”的核心手法，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假象，从而上下其手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

和同样受到郎咸平侵吞国有资产指控的海尔、TCL选择冷处理方式不同的是，争强好胜强势火爆的顾雏军选择了针锋相对。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措辞强硬的律师函，要求后者采取行动来挽回对其造成的诽谤。在郎咸平强硬回应称，绝不接受顾雏军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与自由的口气”之后，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

其后的2005年4月，格林柯尔涉嫌挪用科龙电器资金一事被正式立案调查。很快，顾雏军被抓，格林柯尔停牌，他也被免去科龙董事长一职。2008年1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郎顾之争”不仅导致顾雏军锒铛入狱，还在中国社会去诱发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争论，其后在多种因素的相互激荡之下，朱镕基时代中国国企改革大方向遭遇调整。

国进民退逆转朱镕基国企改革

如何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在朱镕基主政中国经济之前，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直围绕推行承包制和放权让利打转转。然而，这些试图绕开产权改革的种种措施，都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进入1995年之后，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朱镕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改革思路。1995年9月，朱镕基正式对外公布了其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

而所谓抓大，一方面，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使之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

分析人士指，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的核心思路，并非使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全面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而这一改革付诸实施的代价，按当时中国官方统计显示，国企改革引致1,500万工人下岗失业。这为意识形态反对派提供了炮火。在当年，这一“国退民进”策略即引起很大争议，保守派打着为民请命旗号指控朱镕基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镕基为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郎顾之争”和顾雏军案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充当了新一轮中国国企改革方向和政策争论的导火索，和其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救市方案一起，推动了“国进民退”的中国国企改革方向逆转。

分析人士称，时至今日，中国国企改革仍旧受制于上述意识形态争论的困扰。官方一方面调动全民资源来保障国有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一方面加强国企党建来强化党委对国企的全面和有力控制。在此背景下，此前国企改革达成的共识，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从“管人管事管资本”中抽身，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交给企业管理层，成了一句空话。之前热炒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亦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识形态争论而事实上遭到搁置。

国企改革争议反思

对于中国国企因为产权不清晰和个人激励缺乏所造成的效率低下，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其《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称，“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他们试图让官员像私营企业那样，但这不会凑效。除非让你占有高达20%的股份，整天担心股市崩溃会对你产生影响，不然你不会在乎，也不会采取应对措施”。

经济学者指，在“郎顾之争”中，郎咸平的确抓住了国企产权改革的一些严重问题，如由于制度欠缺和监管不到位，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引起被改革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及其代言人左派学者的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起来呼应郎咸平。但郎咸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上一轮“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挽救了中国国企也挽救了中国经济，否则，以改革前的国企亏损面与负债率，延续下去，国企和中国政府都将支撑不下去。现在人们往往谈论世界500强企业中那些风光无限的中国国企，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对郎咸平“国企一样有效率”的政策配方，经济学家周其仁称，中国国企“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对此，周其仁更是拍案而起嬉笑怒骂予以回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一塌糊涂，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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