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士的腐败渐趋蔓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研系统最权威的机构，院士被看做中国最顶级的科研荣誉，毫无疑问，那是学术的最高圣殿。
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两院并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院士最高级的待遇，莫过于“一旦选上，终身不退休”。“选上院士是不退休的，工资照拿。我84岁，不如优秀的年轻人干得好，但人家工资加10%，我的也加10%，工资照加不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直言不讳。如今，他所有的工资、奖金全部加起来，每月大约在1.5万左右。
只要当选院士，他们就能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山东一位院士就曾透露，他当选后，“年薪”加起来就已超过100万元。
中国院士腐败渐趋普遍，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院士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抄袭剽窃成风，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贪污腐化渐渐成风气。具体事例很多，以下仅举几例；
贪污腐化渐渐成风气
今年年初,浙江杭州市中级法院以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贪污945万元人民币，判处陈英旭入狱10年，并没收财产20万元。 2013年,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前主任、中科院候选院士段振豪案,被妻子举报贪污科研经费，并用来包养多名情妇。同年10月, 北京高院终审以贪污罪判处段振豪监禁13年。除了变换名目、虚报发票等手段贪污或挪用科研经费外,大陆媒体更曝出为了评选院士而行贿的丑闻
因遭妻子举报贪污公款包二奶、包三奶受到组织调查的中科院候选院士有效候选人、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前主任段振豪，2012年12月18日被市一中院以贪污公款百余万元一审判刑13年。现年52岁，全国最年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宁，疑因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研经费，7月中旬被带走协助调查。报导指，李宁曾主持过30多项重要科研，涉及科研经费以亿元计。据知情人士说，当今学术腐败问题严重，学术已经沦为部分教授导师致富的工具。巨额科研经费没有转化成科研成果，很多都装进了教授的私囊。而李宁案只能算是学术界腐败的冰山一角。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因涉嫌受贿受审。张曙光在北京市二中院法庭上供述，他将受贿的巨款用于参评院士做准备，因为这个事情“需要用钱”。张曙光身居要职，曾经是铁路系统“明星”，也被认为是已经被判处死缓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心腹”。因为案情重大，对张曙光的审判备受公众关注。贪官张曙光在庭审中，把过去近十年对院士评审中的那些“无实据”，直接“落实”为2300万受贿款。
欺世盗名为荣
何祚庥曾经有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这句话曾引起的一场笔战。这段时间，一些学者发布“告别中医”的言论再次引起了何祚庥对中医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页面这样介绍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家。对于医学，何祚庥是外行，所以他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何祚庥说，我看到反对中医的人引用“三个代表”的理论，我赞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就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中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真不知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弄虚做假为常
新晋院士谢剑平备受质疑。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的主攻方向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谢剑平的当选是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工程院的耻辱”，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指出，卷烟减害是“伪命题”，不仅不可能实现，还误导公众，变相推销。打假人士方舟子也认为，此研究“骗人又害人”。（12月12日《京华时报》）
事实上，质疑并非无的放矢。比如，谢剑平的研究“一点都不新鲜”，几十年来、多个国家、成千上万个研究早已证明，任何降焦、任何添加剂，包括中药，都无法让卷烟“减害”；再如，《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规定，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
新晋院士谢剑平的研究已经可以被认定为“伪科学”，其作用无非是误导更多烟民，维护卷烟企业的利益，与当下全球控烟的大背景全然相。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院士遴选就应该尊重科学、极尽严谨，为何“伪科学”可以登堂入室，竟然还能够成功问鼎？
抄袭剽窃成风
上海顶级院士学术著作撰写中的诸多细节被他的学生揭发也得以浮现：“书中三百多幅图，两百多幅抄袭。数十幅都是我按照指示从其他书籍上抠下来的，英文说明直接翻中文，没有注明来源”。
去年，上海某报刊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两名院士因严重违背科学道德被除名。这则消息称，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在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时说，已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消息并没有透露出这两人的姓名。
8年前，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曾对媒体披露说：不少增补院士候选人，由“单位”出面四处活动，大肆送礼行贿，有的甚至侵占他人科研成果往一个人身上堆，或者举全系统之力包装候选人。
一些中科院院士指出，近年来存在着一些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和不良学风，且有日趋严重之势。例如，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材料表明，申请项目过程中弄虚作假，剽窃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滥用科学基金等事例的绝对量在增加。
再附一篇转载的文章，看中科院院士的真正面目。
院士张光斗，中国知识精英堕落的代表
被誉为“水利泰斗”的中国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最近在央视荧屏上面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
荣辱成两端，是非随风变
大约十天左右前，忽然在央视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上看到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访谈节目。接受访问的是被称为“水利泰斗”的张光斗先生。根据这次访谈发表的文章叫《张光斗抨击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今年渭河遇到大雨，内涝成灾，虽然电视也有报道，但是和1988年对长江洪水的报道相比，力度小多了，我们的印象也就浅多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渭河的人来说，反正天高渭河远，与我有何关系，所以，对于渭河水灾的问题，我实在是不甚了了。这时，忽然看到“经济半小时”在大谈特谈三门峡大坝问题，我想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掩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机密”大概会公之于众了吧。
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尤其是今天的中青年人来说，三门峡大坝有两个机密，一个是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已经贻害四十几年，一个是把正确地反对修坝的树立专家黄万里打成右派。
“经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承认了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错误”，并且用事实证明它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错误。不过，它不能“上纲”到这个高度。
人们总以为，那些以满嘴谎话来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人，不外是商人掮客以及下三栏的政客、新闻记者等等。然而，没有想到，这位声名显赫、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满头都是灵光圈的学者教授、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他竟然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篡改自己的历史，把47年前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事实颠倒为“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如此觍颜欺世，盗名自肥，把自己冒充为47年前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先知、预言家，脸不红，心不跳，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弥天大谎。
凭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张光斗先生再加上一顶桂冠：说谎大师。
对于三门峡建水电站这件事，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些由来的。那就是在建坝之前，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黄万里（1911－－2001）是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建了大坝要挡住泥沙下排，抬高上游河道，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作为水利专家，作为科学是非的争论，在圣上倡导“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就是为了这个“反对”，他，黄万里，被打了右派，而且是“钦定”的右派。那时，铺天盖地的舆论是“圣人出，黄河清”。认为三门峡修了大坝，把泥沙拦训拦蓄在中上游，黄河下游的水就清了，从而可以反证“圣人出”之旷世奇勋，所以修建三门峡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因此以任何理由反对修建大坝都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三门峡水库是由苏联专家设计、负责施工的工程。在建国初期，这是倾国家财力修建的“巨无霸”工程。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的中方技术负责人。试想，怎么会任命一位反对修坝的专家承担这个重任呢？
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本来是一个科学是非的问题，是一个论证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结果因为变味为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声誉问题，结果使清华大学的两位水利专家荣辱两端，一位因为曲学阿世而享受殊荣，平步青云，一位因为特立独行，坚持科学精神而蒙难23年。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几年之后，在三门峡大坝的是非已经昭然若揭的今天，当初赞成修坝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应当借此机会向国家向人民反省、检讨、道歉、自责，现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翻云覆雨，摇身一变，把昨日之非，说成了今日之是。患健忘症如此，不知是否因为高寿使然。
觍颜欺世，盗名自肥
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经济半小时”节目，借“水利泰斗”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真话绝话：“错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但是，张光斗却少了一点自知之明，一点科学家的良知。
反之，黄万里不会随风转舵，反而逆风背时，高唱反调，所以只好把他的嘴封死，再打进十八层地狱。结果，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三门峡大坝成了造成陕西渭河平原几十万人民几十万亩土地灾难的根源，三门峡工程成了矗立在黄河上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活样板！
今年渭河流域遇到并不大的大雨，但是因为修建了三门峡水坝之后，泥沙淤积，渭河由地表河演变成了地上悬河，却遭到大灾大难，几十万亩农田减产绝产，寒冬届临，至今仍有20万灾民无家可归，衣食艰辛，流离失所。实践更加验证了黄万里坚持科学真理、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
在四十几年之后的现在，如果张光斗先生以一位见证人的身份，以一位水利权威的身份，秉持公心，仗义执言，站出来总结一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压制民主，压制“百家争鸣”，先是造成黄万里受难，而后就造成了几十万陕西人民受难，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也不失为做人的起码道义，何况现在他是安安稳稳地躺在平安保险公司的红色保险柜里说话，并不冒犯任何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张光斗先生还有一点科学家的良心，还有一点做人的良知，再有所反省检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在这个访谈中，令人惊讶莫名的是这位张光斗先生一方面完全隐瞒了黄万里为反对修大坝而蒙冤受难的历史，另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的先知。这样冒名顶替，欺世盗名，叫人听了真是目瞪口呆，汗毛倒竖。好在整个访谈都有案在录，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到（经济半小时：《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如果当初张光斗果真反对修建大坝，那为什么没有公开表态？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为什么只打黄万里的右派而不打张光斗的右派呢？
黄万里因为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打右派，这已经成了千秋铁案，路人皆知。张光斗先生怎么能推翻它蒸发它呢？如果张光斗先生为了贪功冒爵，把黄万里拉出来陪伴一下也不失为下策，可是他做贼心虚，在访谈中，竟然敢于把“黄万里”三个字抹杀得了无痕迹，好像在反对三门峡修建大坝这个问题上，他倒成了历史的唯一功臣。有趣的是“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青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难道张先生竟然健忘了“反对意见”中“最坚决的是黄万里”而不是温善章吗？拿温善章做陪衬，隐瞒“黄万里”其人，是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报仇，还是出于禁忌呢？
黄万里的一位学生，他叫党治国，听了张光斗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立刻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两万八千字的长文《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以见证人的身份，以铁的事实，揭示出历史的来龙去脉，揭穿了张光斗的弥天大谎，剥下了张光斗的“伪装”。党治国说：“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这真有意思。十年以前张光斗就在为“翻案”而制造舆论准备。张光斗先生真会玩弄脑筋急转弯。一方面说“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另一方面马上宣称自己是“少数人不赞成”中的一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欺世盗名”，但是像这样“欺世盗名”却不幸成了“掩耳盗铃”，叫人觉得少了“泰斗”的聪明，多了庸众的愚蠢。这是否因为名令智昏了呢！写到这里，笔者猛然想起了一句久已淡忘了的警语：资产阶级思想是万恶的根源。何谓资产阶级思想？按照旧说，就是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也。黄万里是死了，但是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伪造呢？一个曾经闹得神州大地万人唾面的人物，一个闹得神州大地沸反盈天的工程，怎么会这样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记忆中悄然消逝得无声无影无踪了呢？张光斗先生自己可以健忘，天下人难道也会健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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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6 19:5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