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鹰鸽之争 当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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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 如何超越鹰鸽之争


前段时间逝世的吴建民大使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鹰鸽之争”曾引发热议

外交从不乏“鹰鸽之争”，在中国当下外交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积极有为”之际，这种争论更加明显。不管是近期南海仲裁事件在舆论场引发的中国应对策略的讨论，还是前段时间逝世的吴建民大使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论战，都一再引出“鹰鸽之争”。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外交转型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人民切身福祉的严肃议题，在一众撕裂与激辩后，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理性的产物。不要说高度的共识，即便是基本的理性言说框架似乎也并未产生。这意味着，该讨论除了亮出各方原本迥异的观点，从而使阵营对垒更加旗帜鲜明外，并未能对我们今后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新的知识基础或对话平台。

实际上，所谓“鹰派”与“鸽派”之争不过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在于论者似乎对如何评价中国外交转型没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标准。而对若干核心术语，如主流、激进、冒进、保守、“鹰派”、“鸽派”、思维定势等，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对基本概念共识的缺失使讨论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所以，如果我们继续陷入“选边站队”式的辩论，将难以得出有启发性意义的新内容。相反，如果跳出辩论的具体词句，而是将此论战的话语及其所有参与者都合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带入“中国当代外交转型”的语境中，则有可能得出有益的启示：当下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我们需要怎样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外交转型的利弊、成败，才可能超越所谓的“鹰鸽之争”？

国家利益与结果导向的原则

国家利益是一切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是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这虽然是常识，但真正落实到外交实践中却并不容易。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主要由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四部分构成。一般而言，四种利益重要性依次降低。然而在外交实践中，过于拔高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甚至将其置于其它三种利益之上，则往往会损害作为总体的国家利益。中共的外交就曾长期受此倾向的干扰和破坏。譬如，在中苏分裂前，中国外交以意识形态划线，甚至推行“世界革命”，不仅消耗国力，而且四处树敌。文革期间，中国外交官向外宾“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甚至在外交场合强迫他国外交官搞“四大件”：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几乎引发断交交涉。

与意识形态压倒国家利益总体考量的趋势相对应的是以“原则导向”取代“结果导向”，即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仅考虑是否“政治正确”、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标准，而不以国家利益的实际损益为判断标准。典型案例是中苏珍宝岛事件的危机处理。当时，苏联总理柯西金为防止边界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而给中国领导人拨打热线电话，但在极左氛围下，中方接线员以却“苏修分子没有资格与我国领导人通话”为由单方面挂断苏方电话。所幸上级领导发现及时，否则有引发战争的可能。

好的外交政策一定是与时俱进的

在明确了国家利益和结果导向的原则后，我们还需要讨论另一个原则性问题：是否存在某种在任何技术条件、国际形势下都绝对适用的特定外交模式或战略？在所谓“鹰鸽之争”中，作为鸽派的吴建民曾大力强调“要坚持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外交政策要与时俱进，随形势而变化。

在人类千年战争史、大国兴衰史中，我们找不到某种绝对正确、永远成功的具体外交战略。所有成功的战略都是决策集团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的产物；而盲目照搬他国经验或延续本国曾经的成功经验而拒斥改革、调整，则往往带来失败。春秋时期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策略争霸，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可类似的战略被宋襄公模仿时却导致其一再重蹈军事失败。

早先西班牙、葡萄牙以重商主义起家，在殖民地垄断贸易，在公海上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定势力范围。而后来崛起的大英帝国却建立在自由贸易之上。首倡“门户开放”原则的美国曾是GATT/WTO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积极建设者、推动者，但在后经济危机时代，面对经济上崛起的中国以及自身对全球经贸掌控力下降的事实，美国也不得不通过TPP、TTIP来自我消解它曾一手擘划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如果说的确存在某种永远成功的外交战略，那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战略。当前，中国的国内社会与国际环境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有学者认为“今后十年外交变化会大于之前自90年以来任何一次的外交转变；如果说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整体一致，总体不变，不断发展；那么今后十年的变化只会更大，不会比此前的二十多年更小。”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不仅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而且在2015年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更是明确号召要“与时俱进”。由此我们就不难认识到，类似“韬光养晦仍要管一百年”的说法值得商榷。

伴随中国国力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习近平上任后，中国外交战略正在经历转型

外交政策应该与国家的实力地位相匹配

在明确了“与时俱进”的总原则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究竟具体怎么做才符合“与时俱进”的标准？我们主张：国家应按照其实力地位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然后依据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对外政策根据实力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做出相应调整，就叫“与时俱进”。

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基本的利益，在这个层面上，无论大国小国、西方东方，概莫能外，譬如主权、领土完整、不受外国侵略和颠覆等等。但是，更高级的国家利益，譬如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就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地位。具体来说，小国的国家利益通常局限于最基本的利益--生存。而有一定实力的中等国家往往会谋求地区主导权，譬如美国势力撤离后，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四大国便在中东展开博弈。而具备洲际权势投射能力的大国则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其利益分布超出区域范围。如果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将实力变化趋势与战略方向考虑进来，那么大国又可以分为霸权国和崛起国--前者的实力决定了其利益是维持现行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即“霸权护持”；而后者的实力增长则决定了其利益是重新分配国际权力。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意味着这种“再分配”将不再以体系战争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对国际制度、规则的渐进式改良而实现。

拥有不同国家实力、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不同地位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其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变化，也需要相应的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变化、维护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时候，这都不是国家领导人个人意志所能转移的，而是由变化的国际形势所推动。譬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也有重回早前“孤立主义”传统的思潮，但作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国际环境使美国根本无法做到退出国际舞台同时还能独善其身。同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很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但如今面对众多看似遥远的国际问题，如果中国无所作为，则会被国际社会斥之为“不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无法维持现有的外交关系，其外部环境都将恶化。

用实力地位界定国家利益，用国家利益制定、评估外交战略，可以限定国家利益的上限与下限，从而避免两种战略性失误：一种姑且称为“激进”式失误，即将不现实的奢望误作为国家利益去追求，好大喜功、过度扩张；另一种不妨暂时称为“保守”式失误，即因妄自菲薄而坐失提升国力与国家地位的良机，或因未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而遭到普遍谴责甚至抵制。

行文至此，再回头去看“鹰鸽之争”就会发现，当那些被激烈碰撞的种种观点、信念、价值观、甚至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标签被技术化处理后，其实很多“主义”间的意气之争都会被消解、融合到具体“问题”的务实研讨中来。

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要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国力的限度；透支国力、不够审慎的战略行为不仅于国家、人民有害，甚至会危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攒的家底。而在过度拓展与过于保守这两种不利的极端状态间取得平衡、最大限度捍卫、增进国家利益的可操作性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精确审慎地衡量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然后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并加以实施。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