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二战劳工谢罪 三菱道歉意味着什么？

行者

向中国二战劳工谢罪 三菱道歉意味着什么？


北京时间6月1日，日本三菱材料公司正式向二战期间被强征的中国劳工受害者及遗属表示“深刻反省”和“深深道歉”。当天，三菱材料与中国受害者代表在北京正式达成和解并签署了相关文件。尽管有部分受害者表示不接受和解，但这终究是中日双方民间以缔结文书的方式解决日本战争罪行的开始。


经济要素正在悄然影响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譬如民间赔偿（图源：VCG）

资料显示，除三菱材料外，目前还有鹿岛建设、西松建设以及日本冶金工业等多家企业分别以“补偿金”、“救济金”等方式形成过协议。唯有三菱材料一案达成正式谢罪的目的。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中日两国正义人士的奔走相告，但更重要的恐怕也和三菱材料这家企业与中国的联系愈加紧密分不开：谢罪有助于让他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这一现状也显示出在中日之间，经济可能正在逐渐成为具有更大权重的因素。

该道歉的人从未低头

北京时间6月1日，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在双方的《和解协议书》中，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了“真诚的谢罪”。至此，尽管仍有部分原告不肯接受和解与谢罪，但中日双方间终究形成了让三菱材料道歉的最终结果。这对至今无一胜诉战绩的中国民间二战受害者维权进程来说，就显得意义非凡起来。

环顾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二战受害者维权诉讼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受害者虽然能拿到双方磋商之后的相关款项，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赔偿”目的。但对中方人员来说，中国需要的并非简单的“补偿金”、“救济金”，而是要先让日方先承认加害事实，再真诚谢罪。

就这点来说，中方人员自2000年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和解”后就一直未能如愿。尽管根据当时新闻报道，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还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并赔款，但日本政府至今仍拒绝道歉和赔偿。

这一局面在2007年4月27日结案的中国受害者诉西松建设案中更变成判例：日方竟以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索赔权为由，认定受害者的个人索赔权也因此丧失，裁决原告败诉。该方式直接导致此后其他的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无一胜诉。而从这里看去，三菱的谢罪也并没有跳出这个格局。

经济的力量能有多大

但是，日本最高法院也给翻案留下了余地。在2007年的判词中，日方也称“受害者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西松建设强制中国劳工劳动获得了相应利益，期待包括西松建设在内的关系者为本案受害者们的受害救济作出努力”。鉴于这里提到的“关系者”是包括西松建设在内的所有加害企业，以及根据内阁会议决定、作为国策而实行了强行抓掳，强制劳动的日本政府。这就为相关单位和中方人员的和解提供了依据。

此外，就目前已达成和解的日本企业来说，鹿岛建设以及三菱材料等单位均有相当分量的业务。前者作为全球第三大建筑承包商，在1987年后就进入中华区，在中国的分公司已经承接了中国境内大批重要工程。后者在中国境内直接握有十余家分公司，更在媒体上专门强调“三菱材料公司虽然也在越南建厂，但是中国区业务非常重要，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市场有其独特的魅力”。很显然，这些大型企业也不希望企业形象因历史污点而被影响。这一点或许也正是部分日本企业选择和解乃至谢罪的深层次原因。


事实上，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权重的日益增大，中日之间的民间索赔案件正在出现转机。以2007年4月27日结案的西松建设案为例，该案被告西松建设公司竟称“要求在和解条款中写上中国人的请求权已丧失，在此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化赔偿金为“救济金”的行为随即得到了原告方的抗议。在三年的谈判后，日方才最终改变说辞，确认了“赔偿”的行为，并展开书面道歉谢罪。尽管有分析显示，这一道歉的促成，有西松建设卷入舞弊丑闻，试图转移视线的因素在内，但2010年到2011年间中日经济角色身份的转变也是不容忽视的。

不过，即便当年参与强征中国劳工的日本公司谢罪了，日本最高法院也判决他们虽具有加害事实，仍免去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让劳工遗属们仍然无法接受。资料显示，在被强行掳至日本的四万中国劳工里，有六千多人惨死日本。很显然，一日不对加害企业进行法律制裁，这些逝者就一日无法安息。 而这一点对于当下的日本政府来说，显然是难以扭转的。而这一点的改变，恐怕就不仅仅需要中国的经济权重了。


(茅岳霖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