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难当头投靠日本人寻欢作乐秘史

凡人

鲁迅国难当头投靠日本人寻欢作乐秘史


　　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9日三剑客微信号，作者羽戈。

　

中国著名作家鲁迅

　　中国著名作家鲁迅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 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 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 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不过这也给一些 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每月 300元，前后共计4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 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 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 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 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 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解释？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问题本身。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种错误，质言之，鲁迅骂不骂蒋介石，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

　　在一些人的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 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 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 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 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 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 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择，都无意义。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强迫一个人去批评，批评同样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 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 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 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 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 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 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 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人并无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 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 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 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 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 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视频）正酣，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 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 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 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