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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运是什么?一个大变局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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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6 20:51: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国的国运是什么?一个大变局时代的来临!



  “这是一场信任危机。它拷问着美国民众的意愿、灵魂和精神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正让我们越来越质疑自身生活的意义,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对祖国同一感和目标感。”(《美联储》,威廉·格雷德)

  1979年7月15日,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聚集在电视前观看杰米·卡特总统这场演讲——《一蹶不振》。

  当时,美国进入至暗时刻,经济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深陷滞胀泥潭,负增长、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美元三次贬值,金融市场几近崩溃……

  本文逻辑:


  一、伟大的社会:滞胀危机因何而起?

  二、尼克松冲击:管控物价为何失败?

  三、卡特大屠杀:政策紧缩还是扩张?

  四、里根经济学:如何走出滞胀泥潭?

  1. 伟大的社会

  滞胀危机因何而起?

  1963年11月22日,美国肯尼迪总统协同夫人杰奎琳刚刚参加完一次竞选活动,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访问。

  12时30分,肯尼迪乘坐着一辆敞篷汽车游街拜会市民,汽车缓缓拐入榆树街时,埋伏的抢手向他开了两枪,子弹命中了颈部和头部,肯尼迪倒在了他妻子的怀里,送往医院后很快便告别了人世。

  数小时后,警方便抓捕了一名叫李·奥斯瓦尔德的犯罪嫌疑人,但此人仅两天后便被枪杀。案情一时扑朔迷离,古巴政府、中情局甚至副总统约翰逊都被列为怀疑对象。

  一年后,由最高法院院长沃伦组成的调查组,给出了一份令人难以信服的调查报告《沃伦报告》。该报告将整个事件指向李·奥斯瓦尔德一人。据说,肯尼迪被刺杀后短短三年,18名关键证人皆不正常死亡。至今,肯尼迪遇刺依然是一桩世纪悬案。

  这位出自显赫家族的总统,在43岁时便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统。

  在短短两年多任期内,肯尼迪提出了一系列施政纲领,如改善城市住房条件、发展教育事业、改革税收制度、修改农业计划、保护和发展天然资源、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反对种族歧视、给黑人以公平权利等。

  这些关于民生及民权的施政纲领,遭到了来自各方的重重阻碍,不少计划没有获得国会的通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干这些事需要花很多钱。

  1961年,肯尼迪任期内的第一个年度预算就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战争、非经济衰退引起的财政赤字。第二年,肯尼迪又提出了1000亿美元的年度财政预算。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的开支就达到了940亿美元,当年财政赤字将达7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却降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点。

  肯尼迪在任两年多获得了不少支持,虽然他花钱大手大脚,但是美国不少民众依然认为,这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是一位年轻有为、富有仁爱的总统。

  如今,肯尼迪被枪杀,美国民众有点难以接受。这位年轻有为的总统为何会被刺杀?副总统约翰逊亲眼目睹了整个刺杀过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约翰逊即在停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上,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36任总统。

  第二年,即1964年,是总统大选年。约翰逊决定参加竞选,在密执安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正式提出了竞选纲领,即“伟大的社会”计划。其核心是保障民权,向贫困宣战。

  这个施政口号来自英国政治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写的一本书,题为《伟大的社会》。最终,约翰逊凭借美国民众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普遍同情以及施政纲领,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成功连任。

  1965年1月,约翰逊宣誓就任后,立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伟大的社会”的咨文和特别报告。这一庞大的社会计划,内容涵盖环保、扶贫及农村建设:

  一、环保治污,美化城市,控制污染产业及工厂;

  二、向贫困宣战,增加社会救济,增加就业,解决低收入困难家庭问题;

  三、加强农村建设,美化农村,修筑高速公路,解决农村问题,对乡村市镇、村庄和农场进行规划;

  四、增加教育福利,新建中小学校舍,增加教师薪水。

  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其实继承了肯尼迪的政治遗产,大部分都是肯尼迪政府时期关于民权及民生方面的施政纲领。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国会考虑到财政赤字问题否决了不少计划。但是,约翰逊总统接手后,由于美国民众普通怀念并同情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递交的一系列法案,尤其是关于“伟大的社会”的法案(肯尼迪的政治遗产),以惊人的速度在国会中通过。

  这位精力旺盛的总统,仅在他任职的头两年内,提请国会通过的立法“比本世纪内任何一个总统在任何一届国会所提出的都要多”。

  但是,这份雄心勃勃的“伟大的社会”计划通过后,联邦财政赤字便大规模扩张。1965年到1969年,联邦支出总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开支增加只有2%。

  其中,在关于“伟大社会”计划的拨款中,卫生、教育、萧条地区发展这三项经费合计从1965 财政年度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

  约翰逊政府期间,联邦财政赤字迅速上升,除了“伟大的社会”外,还有一项开支也在大幅度扩张,那就是对越战争。

  约翰逊政府扩大了对越战争,战火烧到了越南北部,将战争级别上升为以美军为主力的“局部战争”。1968年越战高峰期,美军投放兵力高到53.1万人,可以说是深陷越战泥潭。

  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约翰逊总统必须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约翰逊总统试图让美联储为财政部买单,但他开始并没有把握,毕竟按照联邦法律,美联储主席不会听命于他。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他是美联储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主席。马丁的重要功绩是在1951年刚上任时,他通过协议将美联储从联邦财政部中独立出来。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即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

  可见,马丁是美联储鹰派人物,但是这一次他却与约翰逊站在了一起。

  1965年,马丁提高了利率,约翰逊找到了马丁,把他叫到了一间柴房,向他说明为什么美联储要按总统的吩咐去做。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丁之前亲自推动了美联储的独立,这次却完全按照约翰逊的要求做,在他任期内,联邦基金利率几乎就没有跑赢不断上涨的通胀率。

  后来,美联储历史专家、经济学家亚兰·H.梅尔泽揭了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联储的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学术人格揭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事实”:马丁一直认为美联储是联邦政府的内部部门,是政府意愿的执行者。

  “美联储必须想办法补贴预算赤字。国会和行政部门设定预算。美联储就成了国会的代理人。他(马丁)认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没办法补贴赤字。”梅尔泽说道。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美联储的威望很低,很多人包括马丁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美联储应该与财政部协同,才能支持总统的统一决策。

  最终,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和对越战争扩大化,大大拖累了政府财政预算,导致财政大幅度扩张,赤字率居高不下。约翰逊政府的财政赤字于1968年曾创记录地达到252亿美元。

  1967-1968年,马丁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利率下调到2%以下,M1和M2的供应量快速增加。

  在五六十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被凯恩斯主义统治。人们普遍接受这种操作:即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这样做可能带来一定的通胀。

  当时,最流行的理论莫过于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原本是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发明的。后来,经过萨缪尔森和汉森改良,并将其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并将这一曲线树立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大旗。

  菲利普斯曲线反应了通胀率与失业率负相关关系,它可以直接明了地告诉政府官僚、货币当局以及整个经济学界,要想降低失业率,扩张货币增加通胀即可。

  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大量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施逆周期调节。约翰逊政府,大力扩张财政和货币,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支持其“伟大的社会”计划。

  但是,到了1969年,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

  这一年,美国GDP掉头向下,跌到3.1%。通胀率快速上升的同时,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反而直接飙升至6%。

  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即高通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增速快速下滑)并存。这时,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凯恩斯主义者傻眼了。这时,萨缪尔森则将60年代英国一位政治家发明的一个合成词“滞胀”搬了过来,准确地形容了当时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但也无比打脸。

  这是美国第一次滞胀危机。

  二战之后,世界迎来了难得的和平黄金期。战争时期的军备技术民用化,以及前线归来的大量劳动力,给欧美世界带来了20多年的持续增长。

  到了60年代末,军用技术民用化红利和劳动力红利消失,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技术等尚未进入应用层面。随着西德、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口额占比快速缩小,黄金储备逐渐减少,美元地位受到挑战。

  所以,这时,美国经济进入周期性衰退,内生动力不足。

  但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和对越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这样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长期执行的凯恩斯式政策,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财政扩张对投资拉动的刺激越来越小,经济增速下降,无效供给扩大;同时,货币扩张导致货币海水暗流涌动,若某一外在因素,如石油涨价、粮食歉收、进口受阻、外汇波动等,则容易点燃物价之火,造成通胀螺旋,引发全面通胀。

  这样,美国的经济问题便从周期性衰退转向更加复杂的滞胀。

  滞胀的出现,标志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凯恩斯主义破产。当时,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各山各洞、各门各派,倾巢出动,抓住这个机会,把所有的怒火和理论武器,都狠狠地发泄到了菲利普斯曲线身上。

  从此,经济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其中,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是最为彻底的。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宣扬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才存在。

  他用货币中性理论解释,货币扩张给市场带来“货币幻觉”,人们会扩大产能及就业;当幻觉消失,就业和增长就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物价却上涨了。

  他的结论是,长期来看,刺激性的经济政策除了带来通胀,其它什么也没有。

  1967年,在这场论战中,菲利普斯实在吵不过这群积压了30多年怒火的经济学家,便离开英国返回了阔别已久的澳洲。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方向——研究中国经济。

  2. 尼克松冲击

  管控物价为何失败?

  1968年,是总统大选年。约翰逊放弃参选,尼克松成功当选第37任总统。执政后,尼克松对内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重振美国经济。

  尼克松上台后,美国的国运也走到头了,尼克松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当时,美国军事上陷入越战泥潭,经济上陷入滞胀泥潭,在与苏联的争霸中陷入守势,尼克松上台后提出尼克松主义,直接与中国接触,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同时,结束了越战,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擅长外交与政治,但是对经济及金融却一窍不通。不幸的是,当时美国经济告别了二战以来的景气周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更要命的是,日德经济快速崛起,美国制造业日渐式微,黄金储备越来越少,美元摇摇欲坠,布雷顿森林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是,尼克松显然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及准备,他甚至认为“美元问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搞定的”。

  1969-1970年,尼克松为了消除通胀危机,一定程度上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美联储也提高了利率。CPI有所下降,通胀率缓和到4.5%,但是GDP依然没有好转,1970年和1971年都停留在3.2%的水平,同时失业率依然高达6%。

  1971年,为了谋求连任,尼克松放弃了紧缩性财政政策,他对《纽约时报》说,我正准备将美元贬值。当时,尼克松给予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明示:“我不希望太快告别首都华盛顿。”伯恩斯虽然为难,几个月后还是这样答复总统:“请您知悉,我们今天将降低贴现率。”

  1971-1972年,伯恩斯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直线飙升,M1增长率超过6%,M2增长率超过12%。

  伯恩斯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是弗里德曼、格林斯潘的老师,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主席。伯恩斯一直都是尼克松的核心经济幕僚,尼克松对他信任有加,经济大事必问伯恩斯。1970年,尼克松任命伯恩斯为美联储主席,接替了马丁掌控着美元的铸币大权。

  但是,这位举足轻重的大师,却因“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被批评为“当代最政治化的美联储主席”。

  就在伯恩斯大肆“放水”之际,美元,已风雨飘摇。

  1971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黄金价格突然快速飙升,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被疯狂做空,电光火石般的大幕正式拉开。

  《纽约时报》1971年5月5日的头版文章写道:“欧洲金融中心遭受了两年来最猛烈的货币投机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资金的公司、银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换成德国马克……或其他坚挺的欧洲货币。”

  这天早晨,德意志银行在上一日购买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购买了10亿美元,然后决定不再从事货币操作。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央行马上跟进,关闭了本国的外汇市场。

  5月的第二个星期,有4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流出,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8月12日星期四的早晨,从法兰克福、伦敦、东京和米兰传来报告,投机商已迫使德国马克兑换美元升至20多年来最高位。

  时任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意识到美元崩盘在即,必须立即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他打电话告知尚在得克萨斯州农场度假的康纳利财长,着急地说:“我觉得您最好尽快赶回来。”

  沃尔克于1969年1月20日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就任次日,国务卿基辛格就给他发来了一份奇怪的贺信,名称叫《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页眉页脚都打着“秘密”字样。上面写着:“总统已经指示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小组,你被任命为该小组组长。”

  尼克松和基辛格将美元问题纳入外交战略及国家安全层面来考虑,他们意识到美元的危险性,要求沃尔克“必须在2月15日之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报告。”

  自从1960年10月开始,基于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频频遭受冲击,愈发向特里芬教授的预言(特里芬难题)走去。美元已咬不住黄金价格,“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神圣价位”被大幅度突破。

  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法国存放于纽联曼哈顿下城总部大楼地下室金库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转运回了巴黎的法兰西银行。当时,美国财政部只剩下不到20亿美元的黄金,不到美国对外偿付义务的15%。

  沃尔克的责任就是拿出解决方案。上任5个月后(1969年6月26日),沃尔克在尼克松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美联储主席、经济顾问、财长面前汇报了《国际货币事务基本选择》。

  沃尔克在会上展示了一张黄金官价涨势图。图上显示,当时黄金官价已经从35美元翻番涨到了70美元。如此形象的视觉冲击,让尼克松立即有一种紧迫感。

  最终,沃尔克提出了一个应急方案:终止美元兑换黄金。

  终止美元兑换黄金,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让与会人员倒吸一口凉气。尼克松询问伯恩斯的意见。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拥护者,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沃尔克的方案:“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要有浮动汇率的浪漫想法。太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汇率的波动……会导致国际政治动荡。”

  听完伯恩斯的发言,尼克松显然有些举棋不定,没有当场表态,“很好,请及时告诉我我们所处的形势”,然后结束了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美元的形势越来越糟糕。第二年8月,尼克松总统接到康纳利财长的报告后,找来了劳工部长舒尔茨:“我们必须去趟戴维营。”

  1971年8月13日,在总统休假寓所——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的戴维营,总统尼克松、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财长康纳利、劳工部长舒尔茨和沃尔克五人召开了一场高级机密的会议。

  会议持续了三天,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总统就像裁判在听在问。其中最为精彩的是,沃尔克和康纳利联手,与伯恩斯就中止兑换黄金进行论战。

  8月15日晚上,会议结束。尼克松总统在当晚对全国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讲话,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新经济政策”:向全球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关闭美元兑换窗口;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以及劳资谈判干预。

  次日,星期一,纽约交易所股票大跌3%,外汇市场一片混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局势动荡不安。

  尼克松戴维营会议的决定,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人类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和信用货币时代。日本金融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1971年10月,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重点是干预物价,控制通胀。

  但是,为实施工资、价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根本不起作用。工资委员会一再向工会作出让步:先确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线为5.5%,后又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价格委员会在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提价后不到三周,全国1500家大型公司中有三分之一要求提价,其中大部分获批准。

  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条件下依然上涨了3.2%,失业率也保持在5%以上。

  1972年至1973年,鸡蛋上涨49%,物价“扯蛋”之后便“鸡飞蛋打”,鸡鸭鱼牛羊猪等飞禽走兽都蹦起来,肉类整体价格上涨了25%。

  德克萨斯一个农场主将4万只鸡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国电视观众目瞪口呆。原因竟是当时家禽价格不够高,还无法获得补贴。

  1973年4月,顶半边天的家庭主妇发起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全国抵制肉类运动。

  尼克松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强控物价,“冻结”食品价格,结果物价失控,甚至造成严重的短缺灾难。美国人在和平年代第一次发生了物资短缺,市场上的牛肉、食品大量消失了。

  尼克松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拥趸,他曾经说过:“我如今在经济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尼克松的物价、工资管制,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粗暴操作,体现了宏观调控的扩大化及逆周期调节的随意性,最终遭致经济规律的疯狂惩罚。

  当时,弗里德曼用永久收入假说、货币中性理论及其作为统计学家的数据分析才能,击中了凯恩斯主义的根基——有效需求不足假说。

  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万尼斯基则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尼克松的物价管制政策加以抨击: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噩梦”,“美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们口口声声要对经济进行‘精准调控’……很明显,学界一直与经济一样置身于危机之中。”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对以色列宣战,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7日,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联合多个石油输出国每月减低5%的石油产量,并威胁彻底禁运。

  第二天,尼克松依然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疯狂上涨。石油价格从3美元一桶上升到12美元一桶,翻了四倍。尼克松大骂阿拉伯人贪得无厌,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率。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政府与中东国家签署了石油国际结算协议,指定由美元作为石油国际结算的唯一货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石油美元。但是,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相当于美元大幅度贬值。这是美国通胀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

  不过,弗里德曼拒绝承认,美国通胀是由石油涨价造成的。在他看来,货币才是根源。

  弗里德曼认为,石油、猪肉、鸡蛋等物价上涨带来的通胀是短期的,会被市场调节所平抑。但是,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则是长期的。

  在当时,他说出了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

  就在那一天晚上,尼克松滥用职权对司法部进行“大屠杀”,震惊全美;31日,众议院启动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

  1974年4月30日工资物价管制到期自动取消,加上美元贬值,物价报复性上涨。

  这年8月,当经济跌入低谷时,尼克松下台了。尼克松最终交出的经济答卷是1974年GDP实际增长率为-0.5%,物价上涨12%,失业率高达9%。同时,股票遭遇地震级别的灾难,美国标普500下跌了近43.3%,为历次调整中最大跌幅。

  美国爆发第二次严重的滞胀危机。这时美国人发现,全球石油价格已经回落,而美国依然深陷滞胀泥潭,滞胀问题根源在美国自身。

  3. 卡特大屠杀

  政策紧缩还是扩张?

  尼克松下台后,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接任。面对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局势,福特也是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

  这时,一直倡导减税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曾担任尼克松总统的财政预算员),托万尼斯基找到了福特总统的幕僚拉姆斯菲尔德试图献上减税方案。

  拉姆斯菲尔德早在尼克松时期就认识拉弗,并称赞他为“天才”。拉姆斯菲尔德派其副手理查德·切尼,在两大洲餐厅,与万尼斯基、拉弗会面。

  席间,拉弗拿起吧台的一张餐巾纸,掏出钢笔画了“半个麦当劳曲线”,向切尼讲述其降低税率的减税方案。

  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事件”。四年后,万尼斯基在他的畅销书《世界如何运行》中,以浓墨重彩的笔法精彩地描述了这段故事,拉弗曲线才世人皆知。

  然而,这次会面后不久,福特政府并未采纳拉弗直接降低税率的方案,实施了以所得税退税支票为主的减税法令。

  除了减税外,福特政府采取了削减政府费用、平衡预算等措施,美联储实施了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福特接手的这两年,GDP增速反弹,通胀率下降明显,最低降至4%左右,不过失业率下降不明显。

  1976年,又是总统大选年。福特总统对连任颇有信心。但是,由于福特上台后特赦了尼克松引发了民众不满,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最终福特以微弱的票数败给了吉米·卡特。

  卡特接手后,首要解决的就是失业率问题。卡特政府放弃了福特政府的紧缩政策,选择了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于是,美联储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量,M1增速最高时达8%,M2增速保持在12%以上的水平。

  在经历了1975年的负增长后,美国GDP触底反弹,此后三年(1976-1978年)增长率都在5%左右。

  弗里德曼当时批评卡特政府,用通货膨胀换取就业增加的凯恩斯式需求政策,犹如扬汤止沸,无疑是饮鸩止渴,将经济推向滞胀的深渊。这其实是“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政策不定,时紧时松,在控制通胀率和挽救增长率(失业)之间首鼠两端,疲于应付;再加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刺激了投资银行业兴起,信贷货币趋于失控状态,M2增长率超过12%,美国的失业率和CPI依然高于GDP增长率。

  1979年又到了一个关键年份。两伊战争爆发,导致石油产量锐减、油价在短短一年内涨了3倍。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受此冲击,美国通胀率直线飙升,从1976年的6%上升到了1979年第四季度的12.7%,失业率依然高达6%以上,GDP增速则急转直下,1979全年增长率仅为3.17%。

  1979年7月15日,卡特总统发表了著名演讲《一蹶不振》。

  “总统先生,我们日子难熬。我们只想谈血汗和泪水。”

  卡特在演讲中如此陈述民众意见。

  “我们对(石油进口)的过度依赖,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和国民。”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加剧的原因。这种对国外石油的过分依赖,威胁着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及国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将通胀归结于国民过度消费和贪婪,以至于严重依赖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牵着鼻子走。整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在告诫人们,要缩减需求、节约石油。

  《一蹶不振》演讲结束四天之后,卡特总统性情不稳定,一口气将整个内阁十三名成员全部炒掉,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财长及其官僚集团。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层“大屠杀”。

  清理完“不听话又不中用”的班子成员,卡特急于招兵买马,首先他找了美联储主席G·威廉·米勒来担任财长这个缺口。

  如此一来,他也需要立即找一个美联储主席人选。身边的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向总统推荐保罗·沃尔克。但总统的回答是:“保罗·沃尔克是谁?”

  此时,心力交瘁的卡特总统一时想不起来这位尼克松时代的财政部副部长。尼克松下台后,沃尔克辞去了公职,正准备去华尔街赚一笔钱养家。当时,曾任美国财长的亨利·富勒拉他进高盛一起做合伙人,另外一家猎头公司则向他开出年薪百万美元的邀请函。

  不过,这个关键时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截胡了。这位与沃尔克意见相左的政治对手,却向邀请沃尔克担任纽联储行长。伯恩斯开出的价格是年薪9.5万美元,但答应他入职时便一次性支付。

  正当沃尔克犹豫之际,伯恩斯一句话打动他:“你是一块做公职工作的料,保罗(沃尔克),千万不要去别的地方。”

  沃尔克在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时,推动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如今,美元遭遇全球围剿,美国陷入滞胀泥潭,沃尔克若想挽回点什么,美联储是再适合不过的地方。

  1975年8月1日,沃尔克就任纽联储行长,并成为联邦公开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常任委员,负责管理美国的信贷供应和利率水平。

  四年后,沃尔克受邀到白宫会见卡特总统。在一个小时的会面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沃尔克在讲话。离开白宫之后,沃尔克对自己说,“他永远不会把这个职位给我”。因为沃尔克当着总统的面一直强调,实施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且要求美联储保持独立性。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卡特亲自打电话通知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

  卡特为什么选择沃尔克,至今也是个谜。卡特的回忆录《忠于信仰》对这一“标志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只是从《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里一直渴望“美元的声音”更加非同凡响。

  沃尔克不受任何理论约束,不属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属于货币主义,他坚持实用主义,且以手腕强硬著称。

  沃尔克就任时,收到了一份字迹潦草的信,开头写道:“亲爱的保罗,我谨对您获得‘晋升’致以慰问之情。看到您就任美联储主席,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高兴,但也对您注定要面临的困境深表同情……”落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沃尔克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上任第一个月,在联储内部,沃尔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获得通过。这是沃尔克实施高度紧缩政策的开始。

  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创下历史记录,且依然凶猛上窜,沃尔克第一次“小试牛刀”发现市场没有反应。

  压力重重的沃尔克给弗里德曼回了一封信:“亲爱的米尔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定只是艰难时局下的替罪羊……我在工作中对您主张约束货币发行的观点并无反对……”

  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小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政策。会上,圣路易斯联储行行长劳伦斯·鲁斯提出改变政策方向:

  “我们把利率当作传统货币政策目标是否适当?考虑到你已讲了那么多问题,再加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过去多年有那么多失败的不愉快经历……可不可以换个思路?”

  鲁斯是一位货币主义者,他抛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以货币发行总量为目标。在当时及之前,受凯恩斯货币数量论的影响,美联储都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弗里德曼隔三差五就会在媒体上批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有问题,应该放弃利率目标,转而盯住货币总量。

  这就是货币政策领域著名的价格目标和数量目标之争。

  弗里德曼的理由是,以利率为目标,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不稳定,时而多时而少,从而导致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不稳定,反而加剧了通胀。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时期摇摆不定的政策导致的后果证实了弗里德曼的判断。

  弗里德曼提出了新的货币数量论。他的主张很简单,控制通胀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货币总量。

  当时,浮动汇率引发金融投机套利,商业银行通过货币乘数创造大量信贷货币,并通过表外流向投资银行,货币供给接近失控,导致美联储利率政策失效。事实上,在1975年,美联储试图通过控制M1供给量抑制通胀,但因广义货币膨胀而失败。

  弗里德曼提出,控制货币总量,尤其是广义货币,可谓抓住了新问题、切中要害。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沃尔克命人起草一份彻底改革联储操作方法的大纲。一个星期后,他审阅了这份带有机密字样的三页备忘录。上面写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按照设定的货币目标,把基础货币的增量规模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并以此控制银行信贷的增长,这一操作方法可能导致货币市场的超短期利率发生宽幅震荡。”

  沃尔克其实采用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即盯住利率和货币总量。他欣赏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句话:“中央银行家生来具备两只眼睛,一只眼睛钉住货币供应量,另一只盯住利率。”

  不过,有人认为沃尔克“向货币主义者出卖自己的灵魂”。更要命的是,市场完全理解错了沃尔克的意思。投机商认为,美联储要放弃利率目标,等于对通胀缴械投降。

  1980年初,通胀率疯狂飙升。1月21日,黄金价格达到历史新高每盎司850美元。

  无奈之下,孤注一掷的沃尔克只有持续加码,他先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12.5%,4月进一步拉升到历史前所未有的21%。进入5月,通胀率高到15%。这一年,美国GDP增值率跌至-0.26%。美国经济进入至暗时刻,滑入第三次滞胀危机的深渊。

  媒体对沃尔克无不讽刺、嘲笑和谩骂。《纽约时报》社论说:“沃尔克是一个赌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却押注甚高。”媒体用一战时贝当元帅固守凡尔登,形容沃尔克的紧缩政策——坚守住了凡尔登要塞,代价是35万人的伤亡。

  沃尔克在回忆这段历史曾说过:“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诉我,我会当上美联储主席并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会凿个洞钻进去大哭一场。”

  但是,沃尔克选择了与世界为敌的方式抗击通胀,就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切:“有时候,你不得不与魔鬼做交易。”

  更糟糕的是,1980年又是大选年。面对疯狂上窜的通胀,卡特总统心急如焚,通过电视全国讲话,强调通过行业价格及薪资管制,来应对“大通胀”。

  另外,卡特还忙于调节劳资纠纷,希望尽量控制工资上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贝利则批判这一政策的愚蠢,写了《树倒猢狲散》,还获得了普利策奖。

  沃尔克这种暴力去杠杆的方式,扼杀了市场的流通性,相当于完全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以抗击通胀。这也相当于砸了卡特总统的饭碗。

  1980年10月2日,距离大选只有一个星期,卡特总统公开炮轰沃尔克“僵化的货币主义方法”。

  卡特总统执政这几年,美国经济堪称灾难级别。除了失业率、通胀率、经济增长率全面败退外,美元面临严重的国际信誉危机,甚至巴黎乞丐都公开拒收美元。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涨,在1980年高达740亿美元。

  当时,理性预期学派创始人罗伯特·卢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对传统经济学做了深刻的反思:当前商界学者面临的任务是整理经济灾难留下的残骸,然后判断在“凯恩斯革命”这一著名的学术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场的,哪些又是必须抛弃的。

  实际上,这场旷日持久的滞胀危机,也引发了经济学革命。

  4. 里根经济学

  如何走出滞胀泥潭?

  1980年,是关键的一年。

  11月4日,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卡特、老布什,成功当选总统。

  卡特将败选责任归咎于沃尔克。卡特回忆说,当初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时,经济顾问就警告过我。没想到,沃尔克将利率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导致经济衰退,成为我寻求连任的负面因素。

  里根总统拿着“肯普-罗斯减税法案”上台。几年前,供给学派的拉弗曾向福特总统推销减税方案未果,这次他准备扶里根上马。拉弗是里根的多年好友,拉弗找到了供给学派的一众经济学家,拉上议员坎普(足球运动员出身),给里根献上肯普减税法案。

  在竞选时,里根总统就宣称,我已经告别了需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彻底支持供给经济学。

  里根担任总统后,拉弗如愿以偿地担任了里根的经济顾问,同时供给学派的图瑞、罗伯茨、恩廷等成功进入联邦财政部。

  这样,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成功入主美联储,蒙代尔和拉弗的供给学派则入主白宫,凯恩斯主义失去政治统治席位,美国经济决策开始被新的经济理论所驾驭。

  就在大选结果出来后,正在为卡特的败选感到愧疚的沃尔克,如今又要考虑新总统会以何种态度对他。

  半个月后,伯恩斯手里拿着一份里根经济决策协调委员会起草的报告,告诉沃尔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撤掉美联储,也就是把你炒掉,然后用一台计算机替代。”在这份报告上签名的,除了弗里德曼,还有舒尔茨、格里斯潘等里根团队的核心成员。

  在新总统就职大典三天后,即1981年1月23日星期五,里根设宴招待沃尔克。宴席上,里根非常老道狡猾地问沃尔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写来的信,问我们为什么要保留美联储。您希望我怎么答复他们?”

  沃尔克的回答是:“总统先生,对这些问题,外界的确有些担忧,但我想您一定能够说服他们,我们美联储运作得还不错的。不幸的是,我们是华盛顿唯一在与通胀抗争的机构……”

  不过,令里根与沃尔克都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年时间,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糟糕的时刻,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

  沃尔克一直采用高利率政策,坚持高度紧缩不放松,白宫这边像热锅上的蚂蚁。

  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口被一名精神病患者行刺。所幸的是,子弹距离心脏1英寸,里根没有重演肯尼迪式悲剧。

  里根遇刺为其赢得不少同情票。8月4日,里根提出的减税法案《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顺利地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里根团队里的格林斯潘、伯恩斯等并不完全支持减税政策,他们担心减税会增加政府赤字。

  这时,还是供给学派的万尼斯基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就在法案通过当天,万尼斯基马不停蹄地赶往白宫,手里拿着一份五页纸的文件,文件上订了一张便条:“谨祝取得税法方面的光辉成就。”

  万尼斯基让联邦政府的安德森将文件务必转交给里根总统,并叮嘱:“我知道,总统先生忙于减税和预算削减,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现在的问题是货币”。

  果不其然,这一年刚刚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就创下了新纪录。

  此时,现在的问题到底是货币政策还是税收政策,白宫和美联储各执一词,双方矛盾尖锐。里根总统对沃尔克的强硬手段极为不满。沃尔克则认为,导致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大规模减税政策。沃尔克觉得有必要与里根谈一谈。

  1982年2月15日星期一下午,这天恰逢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是美国的公共假日。总统穿着一件带条纹的高尔夫球衫和一条茶色休闲裤,在轻松的氛围中与沃尔克相谈甚欢。显然,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里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保罗·沃尔克见面。我认为我们之间在建立友好关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且形成了降低利率的共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6月之前让短期利率降下来3-4个百分点。以后在考虑降低长期利率的问题。”

  所以,沃尔克用稍微降低利率作为交换条件,促使里根政府紧缩财政,并增加税收。1982年8月19日,减税法案实施一年,增税法案便获得通过,供给学派失望之极。

  但是,1982年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盘,全年GDP增长率跌至最糟糕的-1.8%。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持续衰退达44个月之久,远超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的18个月。美国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场——股票、债务和信贷市场处于即将崩溃的状态。

  当时,里根经济顾问团队达70多人,其中包括弗里德曼、西蒙、格林斯潘、麦克拉肯、伯恩斯、舒尔茨、温伯格以及韦登鲍姆,“八大领军人物”都束手无策。这一年,被嘲讽为“庸医年”。

  除了坚持严控货币总量和坚持高利率,沃尔克其它什么也不能做。美联储委员们投票决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货币供应”,并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沃尔克能做的只有坚持到底,以及等待潮水般的嘲讽。当时,一群来自俄亥俄州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到美联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沃尔克下台,撤销美联储。

  除了农民,里根、议员、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记者、工人对沃尔克都咬牙切齿。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威胁要弹劾沃尔克:“突破良心底线,让高利贷行为合法化。”

  里根对沃尔克持续提高利率也颇为不满,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连任。一次,一位记者向里根提问:“你赞同国会上有人提出让沃尔克先生辞职的意见吗?”

  里根的回答是:“我无论如何也无可奉告。”事实上,里根对其幕僚多次强调,下一任(1983年换届)不能让他再干下去了。

  或许真被弗里德曼说中了:反正都已经烂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没有比这更烂,你尽管放手去干。

  不过坚持下去,好消息便逐渐涌现。首先是,由于沃尔克坚定不移地维持高利率,实施控制货币总量,通胀率在1983年下降至3.2%。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股票市场上出现了回暖的迹象。1982年10月,道琼斯指数从8月的770涨到了1000,这简直是神话般的故事。

  这预示着漫长而痛苦的滞胀时代结束了吗?

  这场危机,从1970算起到1982年,已肆虐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间,企业破产、银行破产数以及失业率,都创下了二战后最高记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300 家,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失业率最高时达10.8%。

  1982冬天,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悄然进入历史性的拐点。通胀率的下降程度以及经济复苏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朝野、幕僚们的预测。

  1982年之后两年通胀率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1983年经济强势反弹,GDP增长率为4.5%,1984年高达7.2%,统计专家大呼经济过热,呼吁美联储出手调节,1985年为4.1%。1982年之后25年间,年增长率达3.3%,与二战后25年间的增长水平相当。

  金融市场正在向蒙代尔的预言方向走去,出现了供给学派拉特里奇预测的“美好场景”:大量投资从高通胀的商品投资转向股票、债券、货币基金等低通胀的金融资产,一场前所未有延续几十年的大牛市正在拉开序幕。

  事实上,整个70年代以及这场滞胀危机,对当今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世人的预期。

  桑特《纽约书评》如此称赞:“里根当选总统,意味着空中再次弥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润。”后来,索罗斯将这一经济奇迹称之为“里根大循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陷入滞胀时,先控通胀,还是先刺激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单选题。

  从尼克松、福特再到卡特,这三任政府对此都举棋不定,政策反反复复,反而加剧了通胀预期。事实上,不论从结果还是理论上都证明了,沃尔克是对的,忍受短期痛苦,先把通胀压住。为什么?

  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货币是一个经济的稳定器;如果货币大幅度贬值,市场价格则会全面扭曲,市场机制整体失灵,经济则会陷入混乱,经济衰退、停滞以及大规模失业则不可避免。

  如果货币价格稳定了,市场才能逐渐恢复秩序,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家才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市场自愈、自我调节的机制才能启动。如此,货币价格稳定,通胀被控制,经济和就业才会增加。

  早在1940年代,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根就明确提出过这一主张——货币目标优先原则。他认为,一切宏观经济目标都必须让位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则是保持价格稳定。

  欧根《经济政策的原则》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只要币值的某种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一切为实现竞争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欧根的这一主张,被沃尔克成功地运用到了抗通胀之中。只是抗通胀这个过程中,货币大幅度紧缩,带来经济下滑、失业增长的痛苦和阵痛,让人煎熬。

  这种暴力出清的方式是反人性的,也是无奈之举,需要与世界为敌的勇气,而沃尔克做到了。

  抗击滞胀成功的关键是沃尔克按住了通胀,对内为美国经济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价格环境,促进市场机制自我复苏,酝酿了信息技术革命——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及核能技术;对外重新确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一扫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颓势,缔造了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及金融市场,促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创造了几十年的房地产、股票及金融大牛市。

  这就是里根经济学(里根大循环)的内核。

  1983年,美联储主席换届,沃尔克因抗击通胀有功,声望日隆。里根颇为犹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见了保罗——我是在8月1日任命他做美联储主席呢,还是别人?从金融市场的反应看,似应让他续任。我不希望动摇他们对复苏的信心。”

  不久后,沃尔克成功连任。

  在参议院通过沃尔克的任命时,参议员加恩对沃尔克赞赏有加:“我怀疑除了沃尔克以外,过去还没有哪位美联储主席能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坚持履责。”

  尼克松时代的沃尔克亲手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终结金本位,将无锚货币放虎归山,推动人类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十年后,他又化身为孤胆英雄生擒通胀猛虎。沃尔克一身正气,刚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聋发聩的警句:

  “维护价格稳定是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我们给政府印钞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相信经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会滥用职权,不会过度发行美元使之贬值,会让美元与黄金等价。如果我们不信守诺言,就破坏了他人对美国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后记

  早在1977年1月,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贝利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下了一篇著名的社论《凯恩斯已死》的社论。

  但是,贝利的结论下得有点早。

  连任之后,沃尔克在一次理事会投票时,意识到自己已失去对美联储最高决策权的掌控。里根先后任命了马丁、赛格尔等四位理事,他们掌控了多数票,与里根、贝克一样都试图执行宽松货币政策。

  会后,沃尔克大发雷霆:“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不奉陪了。”

  1987年6月1日下午,沃尔克拜访里根,递交了辞职信。次日上午10点,里根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麦克风前宣布,格林斯潘替代沃尔克作为新任美联储主席。

  1990年,旨在约束联邦政府财政预算的平衡预算法案开始实施。这时,格林斯潘放弃了弗里德曼时代的货币数量目标,转向利率调节。从此,美联储实施泰勒规则,货币供应彻底失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这时,一种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的货币理论重现江湖——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的学生兰德尔·雷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央行印刷货币,以供政府举债,只要利率稳定。

  此后,滞胀危机,加入更多的元素:债务危机、资产泡沫、汇率危机、楼市危机……

  2010年2月2日,美国参议院就金融监管法案中举行的“沃尔克规则”听证会上,83岁的沃尔克嘶声力竭地说:

  “我在此想明确地告诉你,如果银行机构仍靠纳税人的钱提供保护,继续随意投机的话,危机还是会发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机卷土重来的那一天,但我的灵魂会回来缠住你们不放!”

来源: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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