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谈东亚分断结构 互相嫌恶感及帝国论

行者

白永瑞谈东亚分断结构


2018年12月11日，韩国延世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荣誉教授、原延世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白永瑞先生，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了题为“再次为历史学辩护——与东亚的互相嫌恶感及帝国论述面对面”的讲座。在他看来，东亚国家起因于历史与现实纷争的问题，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可以一直回溯到清日战争之后所诞生的“东亚分断结构”。“东亚分断结构”正是近年来他所念兹在兹、大力提倡的学术概念，他希望东亚的历史学人，以及更广义的人文学界能够对此加以关注，并展开协作。

前些天在复旦文史研究院听了您的讲座，获益匪浅。其中，您引用了英国《牛津词典》评选的2016“年度词语”——“后真相”（post-truth）。请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后真相年代”，又应该如何理解“后真相年代”东亚的互相嫌恶感呢？

白永瑞：“后真相”年代的主要社会现象是事实与意见的界线变得模糊，随着事实自身的不一致性扩大，对公共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一种只看想看的、只相信想相信的“确证偏向”，也强化了排他性的集团意识，引发了理念性政治社会的两极化。因此，曾经颇受信赖的政府、媒体、科学家等专家的信赖度日益降低。

东亚的互相嫌恶感与历史战争的登场，是在这个用语出现之前的事情，但是却很符合这个用语所指代的现象。助长互相嫌恶感的信息里有大量的fake news，即错误报道、假消息、传闻或流言蜚语。但即便如此，比起历史学者的看法，反而更愿意相信在网上看到的、自己希望看到的消息的倾向，难道不正是“后真相”年代的存在证据吗？我将这一现象视为问题，同时，为了寻求对策，也对历史学者如何强化历史信息使用者的批判性思考力抱有很大兴趣。简而言之，就是寻求历史学者与具有批判性思考力的大众合作的“集体知性”的形成。

您提到，“中国因素”（China factor）对东亚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 “中国因素”具体指的是什么？

白永瑞：“中国因素”意指中国的大国化及其影响力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内政和文化产生的影响与对此的回应，各国对此的反应也各有差异。肯定的层面指中国因素对各国及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帮助，否定的层面指产生相反的作用。根据各国与中国结成关系的历史社会脉络的不同，人们更重视哪个层面也各不一样。

具体到韩国，韩国的保守媒体将韩国左派描述成“亲中东方主义”“亲中事大主义”，这些语词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白永瑞：韩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嫌恶感显然要比对日本的弱。但即便如此，在韩国，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嫌中感情逐步高涨也是事实。但我认为，这种现象也是历史社会脉络的产物，具有流动的性质。因此，随着现在与未来的韩中关系的变化，这一现象也会发生改变。

可以对现在的情况做出以下解释：韩国的右派认为，对韩国来说，美国的作用比中国更为重要。这一观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时期，对牵制日本帝国的美国所抱有的好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分断的朝鲜半岛的南侧更重视朝鲜战争时曾经给予自己援助的美国。由于这种记忆的强烈作用，在韩国提出削弱韩美同盟，或是相对更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的话，立刻就会遭到批判。由于在传统时代朝贡秩序中服属于中国的历史经验的存在，那么，二十一世纪的韩国是不是又会服属于中国？换句话说，这是在忧虑“事大主义”的重现。在韩国的历史感情中根深蒂固的对朝贡秩序的记忆，又被再次唤起。

如同西方新左派的见解被批判为“新东方主义”一样，韩国的左派也会被批判为无视中国的现实。当然，也有主张批评右派这样的看法，双方的论战正在展开。

然而，我本人很忧虑这种“亲中”或“亲美”的非此即彼式的舆论漩涡蔓延的现实。作为韩国的中国研究者，我主张不应该卷入这样的论争磁场，而应该以一种均衡的视角，即历史结构性的视角，转换在韩国渐渐扩散的反中感情或认识。这种打开与大众沟通之路的工作非常重要。

您提到，这些论战刺激了韩国大众自清日战争以来对中国负面的历史记忆——韩国近代史上三种中国认识类型之一的“卑贱的中国（清）”。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其他两种认识类型分别是什么？这些认识类型是怎样形成的呢？

白永瑞：我曾将十九世纪末以来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分为“卑贱的中国” “作为改革典范的中国”及“作为势力平衡轴的中国”这三种类型（见拙著《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11，214-219页）。简单介绍一下的话，即在传统时代的朝贡秩序里，作为朝贡国的朝鲜认为中国是事大的对象、作为普世文明中心的“上国”或“大国”，这样的印象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认识的特征。产生这样认识的原因是韩中关系的不变的条件，即“非对称性”与“近接性”产生了深刻作用。

白永瑞谈东亚分断结构

《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

这类中国认识，在传统时代韩国人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主要由国家主导且极度有限的情况下，作为固定的印象而深化。这样看来，十九世纪末朝鲜开港之后，朝鲜人与进出朝鲜的中国商人与士兵们直接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这是韩国人对中国认识形成方面前所未有的事例。随之而来的是，韩国民众虽然获得了对旧有的中国印象改观的契机，但比这更为巨大、直接的冲击，则是清日战争中清朝失败的现实。从此之后，韩国人一边经历着文明观的大转换，一边迎来中国观的大转换。

也就是说，清日战争之后，作为第三方强国的日本帝国的出现，对韩中关系的非对称性与近接性的认识也带来了冲击，结果就形成了刚刚所说的三种类型的中国认识。

第一种认识是“卑贱的中国（清）”。朝鲜的激进改革派不再把中国作为崇拜的文明中心，反而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的落伍者，与之对照的是，将日本看作新文明的先驱者。第二种认识是“作为改革典范的中国”。稳健改革派对清末的改革运动抱有极大关注，对此深有期待。第三种认识则将中国视为东洋和平的一员，即“作为势力平衡轴的中国”。从追求黄色人种连带的东亚三国共荣论的视角出发，重视作为东亚均衡一轴的中国的作用。

这三种类型的中国认识经历了之后二十世纪殖民与冷战﹑脱冷战的时期，延续到今日。根据历史脉络的变化，其类型也发生变形，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类型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三种类型中，所谓“卑贱的中国”的大众情绪，如果被韩国部分的政治家或媒体在（因朝鲜核武等）恶化的韩国、朝鲜关系上暗地里再加以煽动，那么中国威胁论就可能会更加扩散。近来大众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有逐渐扩散的迹象，这让人感到忧心。

您提到，对韩国来说，“包括历史研究者在内的许多分科的中国研究者们，总是被要求要回答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会论、中国待望论的类型中究竟采取哪个立场，经常处于被压迫的状况下”。能请您详细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白永瑞：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会论很容易理解，就不多做说明了。中国待望论是指期待中国可以成为对既有世界秩序或文明的解决方案这种积极的立场，和将中国的大国化当作机会、立场较为中立的中国机会论不同。当然，这是单纯的类型化，而且在现实上也是互相重叠的。我也经常被要求回答采取哪个立场，时时处于被压迫的状况下。

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现实本身是流动的，不宜对不确定的未来下某种断定的判断。尤其这个过程时常有政治利害关系介入，如果急于下结论，会有很高的风险。我们需要的是，即使对中国现实发言，与其对中国进行中的变化做短期的分析和预测，不如树立可以中长期的眼光来掌握的认识框架。对必须推动在中国和美国两大强国之间取得平衡政策的韩国，中国的变化不能只是单纯从中韩关系的视角来理解，这是必须从与（包括朝鲜在内的）朝鲜半岛分断体制纠结在一起的东亚分断结构（更进一步则是世界体制）这个更宽广的视角来掌握的问题，同时也是与朝鲜半岛的发展战略（grand strategy）直接相关的问题。

您提到，“不论是何种门类的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系谱，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作为构成日本人认同的他者，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能否请您详细论述一下这个观点？

白永瑞：“中国作为构成日本人认同的他者”的观点，我记得出自日本历史学家三谷博教授。但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这句话，需要回顾一下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系谱。

对前近代的日本人而言，中国是通过典籍被理想化的规范之镜，为掌握基本教养必须学习的对象，可称为“作为教养的中国”。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日本在清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中国就沦为蔑视的对象。从那时开始，对中国的羡慕感衰退并逆转成蔑视论的中国观，已显露无遗。这与日本遭扭曲的欧化主义有表里关系，不仅在帝国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内容虽然有改变，但作为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系谱之一，这种认识框架本身仍然延续至今。不过，即便在日本的帝国时代，也曾出现想要克服这种蔑视观的思潮，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将中国和日本视为对等的存在来与日本做比较，或者重新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一种结合追求日本改革现状的革新取向的中国观。然而，不论是何种门类的系谱，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作为构成日本人认同的他者，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今日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您引用了丸川哲史和子安宣邦，指出：“这两位中国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即两人都把中国因素直接与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问题链接也是事实。”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白永瑞：丸川哲史指出，日本媒体总是努力在和中国的比较中展现优势，想要借此消除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焦躁和不安感。他也认为，这就是嫌中论述或嫌中情绪在日本高涨的原因。不过丸川哲史的主张核心是，这种形式的中国观只是基于冷战式思考（反共思考）的局外人观点的产物，为了真正了解中国民主主义的问题，必须要切实掌握历史的、内在的观点，因为在中国内部对民主存在着自我的思考方法和惯行。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的，其根源是生存权和保障生存权的分配结构的重组。

子安宣邦则和他站在对立的立场。在无法确实了解中国面貌方面，日本人的中国观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子安宣邦尤其强调，战后亲中国派知识分子批评日本以冷战下中日关系为主轴的日本国家战略，同时在人民中国（和亚洲民族主义）中寻找替代之路，结果基于强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和人民中国的中国观带来了“人民中国至上论”，而且这种结果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丸川哲史断定地说，对日本自身的民主缺乏基于实践的认识，就没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的民主，子安宣邦也强调，中国和日本是借由共同自我革新来寻找真正的亚洲连带，以这种方式来关注日本内部的问题。这样的共同点也清楚地显现出，中国因素与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问题纠葛的事实。结果两人对中国的民主和帝国论述不同的诊断，可能也是源自于日本的民主主义观乃至于发展战略，或更进一步地，是世界观的差异。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人的论战在日本的中国学界，更进一步地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具有何种影响力，不过作为可以呈现出中国研究者的中国认识光谱之两极的例子，其意义应该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肯定吧。

您说，“如果想要超越恐中论或嫌中论，我们就必须改变观察历史现象的框架”，并由此提出“东亚分断结构”这个框架。您是如何想到这一框架的，受到了哪些启发？

白永瑞：虽然1990年代初以来，世界史已经进入了后冷战时期，但是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新地区秩序，这导致冷战时期的不稳定局面俨然还在继续。最近韩国的李三星等学者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东亚的（大）分断体制”来说明这一特点。对我而言,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积极运用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通过强调作为世界体制和国民国家媒介物的东亚地区的视角，试图相对化国民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同时，结合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与东亚视角。

在全球去冷战的状况下，东亚地区仍延续着一种由不同的分断体制组成的重叠结构，其中有大分断体制，即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分断，又有小分断体制，即朝鲜半岛的分断与中国的两岸关系。后者既具有其独立性，又与前者紧密相连。而分断体制论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说明这一重叠结构的概念。主张分断体制论的观点认为，该体制开始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后在朝鲜战争中得到强化，并延续至今。

我在相当程度上赞同东亚分断体制论的问题意识，但目前还无法完全接受这一观点。其原因是，首先，如果使用东亚大分断体制这一概念，既然是一个体制，各个要素之间就需要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还要具备再生产的机制，但我认为，这一观点还不具备这种说服力。另一个原因是，东亚大分断体制似乎对小分断体制（如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具有过大的强制力。因此，我更愿意选择使用“东亚分断结构”的概念，作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待东亚近现代史的分析工具。

自甲午战争以来，历史心理上的隔阂通过殖民与冷战历史的重叠，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虽然在不同时期，地缘政治学上的紧张与历史心理上的隔阂表现出了不同的结合方式，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发挥作用的是历史感觉与认识论的分断，所以我打算以此为中心，探讨东亚分断结构。

目前，延续东亚分断体制的要素是，地缘政治上的紧张、政治社会体制上的异质性，以及历史心理上的隔阂。其中，我打算从历史心理隔阂的角度，对东亚分断结构进行概念化。换句话说，是重视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形成的“中国与其余地区”以及“日本与其余地区”之间存在的历史感觉和认识论层面上的分断线。经历甲午战争以来的战争以及冷战期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心理的分断不断凝结，并得到扩大再生产，而且至今还发挥影响，这就是“分断结构”。通过这一概念，既可以减轻明确说明密切联系和再生产机制的负担，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说明全球（global）—— 地区（regional）——国家（national）这三个层面上的矛盾凝结而成的多重分断的地区秩序。尤其是利用分断结构这一观点，可以更清晰地说明东亚大分断体制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问题，如何形成解体多重分断结构的原动力，以及市民社会怎样介入其中。把“东亚分断结构”的概念用于东亚互相嫌恶感扩散的现实只是一个例子，期待跨国的学者们未来将此概念运用到历史与现实上的协同合作。

《横观东亚：从核心现场重思东亚历史》

您在讲座当中提到，造成东亚互相嫌恶感的因素，还有“美国因素”以及“日本因素”，能请您展开阐述一下吗？

白永瑞：讲座那天，因时间关系，这部分没能仔细说明，感谢您的提问。从历史构造的角度理解“美国因素”和“日本因素”的话，首先要知道朝鲜战争正激烈进行的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缔结的旨在处理日本与联合国之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问题的《旧金山和约》，以及根据《旧金山和约》而建立的国际秩序，即旧金山体制的性质。这个条约生效后，战败国日本的军政期结束，日本得以恢复主权。但是，由于美国与英国的意见不一致，中国被排除在参会国名单外，造成这个条约具有根本性缺陷。苏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是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旧金山体制的消极遗产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地区当事国之间的领土纷争。根据美国的日本近代史专家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的分析，遗留的领土纷争问题，并非源自这些参会国的不关心或是不注意，而是美国为在亚洲阻断共产主义势力，将领土纷争的可能性埋在条约的各处。东亚的领土纷争可以阻止地区各国的圆满和解，是美国为了单方统治这一地区而故意制造的情况，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在旧金山体制下维持的政治结构发生动摇，但作为替代方案的新东亚地区秩序也未能形成。随着历史教科书问题与领土纷争的发生，“反日”与“嫌韩”的连锁危机征兆不断产生。韩国与中国的“反日”现象不断发生，是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世界冷战解体与亚洲诸国进行民主化，因被封印的历史记忆得到解放而战后赔偿问题浮现之后的事情。同时，复活殖民地统治记忆的主张，也在韩国与中国等地区出现，在日本尽管出现对战前的帝国主义总体性的反省运动，但与之相针对的反作用，即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亦随之出现，“反中”与“嫌韩”情绪被表露出来。如此一来，从“美国因素”以及“日本因素”联动的观点，可以说明东亚相互嫌恶感情产生的历史脉络。由此我提出“东亚分断结构”这个框架。


来源：澎湃新闻 郑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