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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改革的启动——一位改革元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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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2 12: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亲历中国改革的启动——一位改革元老的故事

潘公凯 纽约时报

今年9月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里程碑: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超过了苏联。几天后,中国庆祝了创纪录的69年共产党统治。而且,中国前进的步伐也许才刚刚开始,这个新超级大国不仅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

在《纽约时报》于本周开始发表的一个系列文章的首篇中,我试图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的记者请教了各界人士。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便是徐景安。

徐景安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从新闻专业毕业。数百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清洗、迫害和残杀。那时,他在一所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还在部队里教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去世后,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研究室。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而他对这个课题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让他以一名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

1980年代,他先后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他参与到了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以及深圳的中国首个股票市场的创办。

徐景安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21世纪幸福宣言》、《幸福企业宣言》、《共享深圳宣言》的执笔者。

6月,我们就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成功,以及中国自那以后的失误采访了徐景安。以下为采访摘录,内容经过与徐景安的合作编辑。

究竟能走多远?

《纽约时报》:中国改革40年了,你是最早参与中国改革的。咱们来谈谈改革初期,当时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徐景安:1979年我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主要任务是为每年举行的国家计划会议起草报告,比如规定明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提高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多少,我们就要说点什么理由、意义、必要等等。

《纽约时报》: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觉得有问题吗?

徐景安:规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给谁,原料从哪里进。这就是计划经济,主要的作用是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问题是宏观比例失调,微观效率低下,产供销经常脱节。

《纽约时报》:计划经济实行很多年了,怎么当时想起要改革呢?

徐景安:我进研究室的任务,不是起草报告,而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是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不是搞拨乱反正吗?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商品经济。当时企业要建一个厕所也要上面批,为什么盖厕所要批呢?因为属于土建。这个时候,不管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在反思。国家计委都觉得,这样的管法好像太严了。他们当时没说计划经济不对,但是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纽约时报》:你研究的成果,上级接受吗?

徐景安: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尊重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就是说,计划,给它分为两块。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销售,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价值规律讨论会,有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到会,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既有一些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可能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上边的注意,所以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时,就把我调过去了。

《纽约时报》:这个小组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徐景安: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是一个临时性机构,领导是张劲夫。10月份,我们草拟了一个关于改革设想的初步意见。张劲夫同志看了,很高兴。随后,张劲夫主持召开了层次比较高的座谈会,听取和吸收各部门的意见。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我认为,这个《初步意见》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它提出了几个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企业从行政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三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是怎么通过的?

徐景安:大概是1980年初的一天,在中南海,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主持会议,当时国家的主要部门,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部等负责人都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层的中央决策会议。会上各个部门都没有表态是赞成还是反对。坦率说,他们对改革不了解,没研究,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最后李先念建议这个文件先发下去试行。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们。

《纽约时报》:就这样,通过了?

徐景安:我想这样重要的文件,肯定是邓小平、陈云都看了,是同意了的,他才会表这个态。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哪里?

徐景安:这个文件第一次引进市场调节的提法,第一次正式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一次提出重视物质利益,这都为以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纽约时报》:但是当时,改革的这些,你们也不清楚会不会成功吗?

徐景安: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说计划和市场要相结合。就像既要照顾好老公,也要照顾好孩子。

当然,我们靠直觉起草一个文件而已。这个怎么知道成功不成功呢。但至少我们把新的东西加进去了。

《纽约时报》:后来改革是怎么推行的?

徐景安:1980年赵紫阳调任国务院当总理,决定把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转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这就成为改革的常设机构。

时至今日,位于深圳的一副邓小平海报仍吸引着游客

时至今日,位于深圳的一副邓小平海报仍吸引着游客


时至今日,位于深圳的一副邓小平海报仍吸引着游客。 Tyrone Siu/Reuters

《纽约时报》:最开始时,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改革最关键?

徐景安: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快速发展,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赵紫阳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怎么渡过这个经济困难?他说,就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寻求收支平衡。但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以后,生产萎缩了,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企业收入下降了,又不能裁员,工资还要照发,支出不能减少,这样又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于是,我在1980年12月17日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的文章。我提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怎么摆脱困境,我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轻工业。我还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写的这个建议,赵紫阳马上采纳了,于12月22日批示:“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纽约时报》:后来呢?

徐景安: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2月、7月,我随赵紫阳到天津、上海考察。总理带着我,我那时候小干部啊,那我不是红得发紫嘛。回来我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中国要走一条新路子,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中国从改革之初,就倡导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的。中国经济就是从消费品生产腾飞的。对比俄国,就是没有调整经济结构,主要还是军事工业和石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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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徐景安坐在中央。 Courtesy Xu Jing'an

莫干山的七天七夜

《纽约时报》:我们知道你是莫干山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对中国的价格改革起了很大作用,谈谈你是怎么参加这个会议的?

徐景安: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为此,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一直找不到出路。

当时有些年轻人要自发地开这个会,这个也是违反惯例的,因为会都是政府来组织的,然后那几个人找了当时的一些报纸。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10个单位共同筹备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经济学周报》的张钢等人负责。当时,张钢找王岐山商量(他当时是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你去找他参加。”于是,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1982年国务院体改办改组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当时我是宏观规划处处长。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是按提交的论文水平确定的,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会议分7个组,我一直在价格组。结果,讨论了七天七夜。

《纽约时报》:七天七夜,然后呢?有没有解决问题?

徐景安:当然解决问题了。在这个会上,就出现了三个年轻人。在价格组里,田源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他主张“调”。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他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价格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也就是说,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动地升降。实际上,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提出了“先放后调,放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他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根本没发言。我在考虑,怎么把它有操作性,怎么把放和调要怎么结合起来。

会后,我根据价格组争论的内容和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原来价格改革是一个大系统,调整以后会连锁反应!通过双轨制这个思路,把一个很难分解的大系统,分解成一个个小系统,可以一步步来。这就是“双轨制”的高明之处,计划外部分放开,计划内部分可以不放开。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果然,报告送上去后,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

当时有几百名中青年来参加这个会,车费、住宿费都是自己掏的。80年,真的是有一批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的。那个时候的氛围不一样。现在没有当时80年代的那种改革的激情和理想。

《纽约时报》:你们有理想,但这个体制上面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反对改变、抵抗呢?

徐景安:当时有领导人的悟性,他愿意接受来自民间的不同的意见。

有抵抗的。但是双轨制的好处就是,我保留了旧的一轨,堵住那些反对派的口,你不要反对我。这个双轨制就是满足改革派和反对派本身的一门艺术。

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不仅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最终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基础。实际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了双轨制道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纽约时报》:但是双轨制也导致了不少问题。

徐景安:当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政治改革没有起步,对权力的限制不够啊。后来我们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但是有“六四”把它打断了。


深圳的天际线

深圳的天际线


2017年,深圳的天际线。 Justin Chi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

《纽约时报》:80年代,你还参与到住宅商品化的决策,房地产业是中国的经济支柱,但一直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徐景安: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使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赵紫阳提出: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儿,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住房子则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

赵紫阳赞成我的意见。1985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房屋租金改革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小组内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经过10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是土地制度改革。深圳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终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房地产市场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纽约时报》:但近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引起老百姓不满,政府很头疼。

徐景安: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贫富差别悬殊,有钱人买房、炒房,把价格抬上去了。政府从土地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应该多盖保障房、廉租房,保证低收入群体有房住。现在采取限购限价政策,有钱人到国外买房了。

股票市场的兴起

《纽约时报》:你后来怎么从北京去了深圳?

徐景安: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深圳缺一个体改委主任。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趺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可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我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是不是很可笑,这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市长为此而下台。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

怎么看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面对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曾认为:中国经济要上去,主要靠发展基础产业,而不是房地产、股票这类泡沫经济。于是采取打压股市的一系列措施。我说:中国要发展基础产业没错,但怎么发展呢?房地产热,土地出让价格高,政府就有钱投资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可以利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保住了深圳的证券市场。

习近平主席与农民们在东北

习近平主席与农民们在东北


习近平主席与农民们在东北。 Xie Huanchi/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探索幸福中国之路

《纽约时报》:你对中国改革40年做什么评价?

徐景安:中国改革40年推动了中国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结束,百业凋零、思想混乱,中国怎么从困境中走出?这就需要大智慧。邓小平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谈起,落到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既统一了全党思想,又赢得了民心,为改革取得了共识。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挂帅,邓小平没有反对,只是对政治换了一个说法:“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于是发展第一,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理念、目标、动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忙发展、争业绩。从社会到民众都忙挣钱、争发财,汇成了巨大动力。

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经过了40年的改革,你还是发展是第一,我觉得是错的了。根本问题是,发展是为谁而发展。我不是为少数人发展,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而发展。我们这个问题始终就没解决。

我们发生了重发展、轻分配的倾向。市场经济必然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实践中,政府起了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作用。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长超经济增长,而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尤其是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间,向优势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社会分配不公:一是造成居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带来社会矛盾,冲突事件频发;质疑改革,动摇执政基础;道德下降,影响社会文明;破坏环境,影响生态。

1990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们死死地就一直发展。我们这就需要一个历史伟人,要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他才有智慧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来实现历史的新的转折。

《纽约时报》:你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怎么走?

徐景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了全球现代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中受益,成就巨大,但也从中受害,问题严重。全球现代化就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这必然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超过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解决了为谁而发展。今天中国应该从直接关系民众幸福的民生抓起,以公平共享、恵及全民为理念,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系统化、目标化、制度化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二是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三是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四是社会公平,是道德提升的前提;五是消除破坏环境的经济动因,改善生态。这样,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迎刃而解。

Claire F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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